给kindlefire HDX加上谷*歌服务和gmail。How to Add Google Account to Kindle Fire HDX

How to Add Google Account to Kindle Fire HDX

Now that the Kindle Fire HDX is out and in my hands, I’ve had a chance to tinker with it. Although the device is really amazing as usual the one major issue is the lack of Google apps. There is no official access to Google products and to add Google apps. But then that’s why we’re here to help you get the most out of your new Kindle Fire HDX. I’ve successfully been able to add my Google account and get some apps to work. This doesn’t require root and won’t void your warranty. Here are instructions on how to add Google account to Kindle Fire HDX.
[errors title="Disclaimer"]Any modifications on your device is done at your own risk and responsibility.[/errors]

1. Download and install ES File Explorer from the Amazon Appstore (download).
2. On your Kindle go into setting under Applications and turn on at the top Apps from Unknown Sources (pic).
3. Download the following files and transfer to your Kindle via USB connection to your PC. I recommend copying to the “download” folder of the Kindle Fire HDX. Google Account Manager | Google Play Services | Google Service Framework | Gmail
4. Using ES File explorer app, navigate to the folder of the files and tap to install Google Account Manager.
5. Reboot the Kindle by turning off then on.
6. Install Google Services Framework.
7. Reboot.
8. Install Google Play Services.
9. Reboot.
10. Install Gmail.
11. Reboot.

Now open the Gmail app and it will ask you to add your account. After that you should be good to go. You may see some errors during the process which you can ignore. You may also see errors later if rebooting but you can also ignore as well. Now you can install other Google apps here. So far Chrome works with Sign-in bu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get YouTube to work with the account. Also Google+ has not been working at all. Enjoy and I we’ll be bringing your more Kindle Fire HDX information so stay tuned and leave us your questions in the comment section.

科研经费迷途：潜规则下的扭曲人性

作者：董 洁林

我突然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越洋电话，她说读了我的文章，辗转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她丈夫是一位从美国回到中国高校工作的海归，归国几年时间，一步一步从一个谨小慎微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满嘴谎言、贪污科研经费的“坏人”。她屡劝不住，担心害怕，她说摆在她面前有三个可能选择：继续担惊受怕地过下去，向有关方面举报丈夫，再就是离婚。

我暗叹：“又一个段振豪！”段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球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并正式入围中科院院士候选人，却被妻子举报贪污而身败名裂并于 2012 年底被中国以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对于科研经费屡屡出现腐败，科技部长万钢在近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感到很愤怒，也很痛心，更加感到十分的错愕、愤怒”。但愤怒不能解决问题。

关于国家科研经费的管理，中国和美国都有各自的挑战。在美国，人们谈论的主要问题一是研究人员所处的单位对科研经费提取的管理费用 (Overhead) 太高，二是科研会议费用太多，且大多在风景优美之地，科研人员有用纳税人的钱旅游之嫌。在美国联邦参议员 Tom Coburn 于 2011 年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 Foundation）所做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中，他列举了几个主要问题：1）一些科研项目看上去很可笑，没有科学价值；2）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职业操守有问题，例如上班时间看黄色录像，利用参与会议旅游，个别人接受被资助人的礼物等；3）基金管理不够严格，很少审计科研人员资金使用情况。

而在中国，人们谈论得更多的一是科研项目立项过程有黑幕，二是科研人员贪污、挪用科研经费。中国科协于 2004 年公开出版《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三、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 40% 左右”。该报告对其余 60% 资金去向未作明确说明，但被广泛解读为其中相当部分成为一些人中饱私囊的猎物。关于这个话题，有不少媒体前后做过报道，批评矛头直指中国科研人员“道德败坏”，给出的解决建议都是如何“从严监管”。万钢部长也表示，科技部正在组建一个科研信息系统，课题立项、结题内容等信息都会在官网上公开发布，还将建科研经费巡视制度。总之，“从严监管”仍然是核心思路。

事实上，相比美国来说，中国与科研经费申请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和监管措施更严苛、更详尽，报销时除了发票，还需要各种辅助证据，如购买合同、银行付款记录、相关人员的证明等等，费用报销票据和过程的繁琐已经成为枷锁让诚实按照规矩办事的人举步维艰，但凡票据不全，一些即便是真实、正当的科研花费也不能报销。而在美国，仅凭收据就可以报销。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科研人员贪污违规情况虽然也有但并不多见，而中国这种现象却普遍而经常。

可以说，由于规矩太过细致严密，完全照章办事会一事无成，因此追求绩效的用人单位也只能对违规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文开头哪位女士的丈夫就自以为“本土化”很成功，中国高校付给他的工资不高但学校默许他从科研经费中报销所有花费，他也很快适应了环境，充分了解和运用“潜规则”，做得风生水起。人一旦养成违规的习惯是很可怕的，这种黑暗会蔓延、增长，形成自激励的循环，使得违规者越做越好，而循规蹈矩的人很难做事、然后逐渐不再做事、最后被淘汰出局。

另外，中国规则虽然严密，却有两个可以冲破规则的致命武器，一是权力，二是人情。有了权，规则就形同虚设，即使当权者自己不开口要求违规，也自会有人帮你安排得妥妥贴贴。还有，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你让我绕个道，我帮你开个后门，规矩就在不知不觉中废掉了。就这样，一个完美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形成了。

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科研经费政策，其中有一个显著的差别是美国科研经费的相当比重用来为科研人员发工资和福利，而中国的科研经费是不能或很少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奖金和福利的。目前在中国领导高科技企业的项晓东博士曾经在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任职，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丰富的科研经验。他认为中国目前有关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仍然是早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当年参与科研的都是公立大学和科研事业机构人员，其工资都由政府制定和发放。而现在国家科研项目参与者已经扩展到私企及国企，若科研经费不能或很少可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则很难支撑其承担科研项目的创新原动力 - 人才费用。而只有设备购置，没有人才参与的项目是不可能完成创新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很有必要。美国科研经费用于人才的费用只能按照用人单位按市场标准制定的人员工资标准发放，科研项目负责人无权发放奖金，从而避免了贪腐渠道，可以借鉴。

也就是说这项政策差别给中国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公立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来说，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与目前的生活成本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市场价值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必须自己赚一些“外块”来维持日常生活，而能够拿到国家各类科研基金的教师都是比较优秀的，如果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科研项目上，而做项目又不能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面对日益昂贵的市场，生活很难。这就是造成从科研经费报销一些非科研发票这种“潜规则”盛行的经济基础。第二、对于参与科研的企业来说，科研经费只能买设备而没有相应的人员工资配套，无疑让项目的实施成为跛腿鸭，于是很多参与科研的企业也只好普遍违规。

当然，任何严密的规则都会有漏洞，也都会有以身试法的人钻空子。但是，如果游戏规则失灵而潜规则盛行，那么就是规则出了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第一、重审现行的科研经费政策，但主要思路是如何让规则更人性化、更符合现在的经济和市场环境，而不是把所有科研人员都当成潜在罪犯，把网结得更密实。顺从人性、让诚实的科研人员在不违规的情况下可以把项目做完、做好的规则，才是好规则，否则明面上严密的规则迟早会被“潜规则”所替代。第二、在研究经费中，容许科研人员提取部分研究工资，这样一方面鼓励最好的人从事科技研究，也理顺那些过时的、与现实情况相悖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减少“潜规则”扭曲人性的几率，不再源源不断输送营养培养“腐败分子”。

“我们夫妻感情很好，没有二奶小三什么的。”陌生女士在电话那头说。“我在美国呆了几十年了，价值观已经固化，况且我们从来不缺钱。你不知道受良知折磨、加上担惊受怕是什么滋味，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以一个正直、高尚的父亲为荣。”她继续说。

“可是他已经走火入魔，把邪路当成了事业成功，我已经唤不醒他了。举报不仅让他回不来美国，还可能把他送进监狱，我不忍心这么做。看来，除了离婚，别无选择了。”她声音中有几分哽塞，而我除了做一个好听众，无法提供更好的建议。

 

操纵神经元，制造记忆

2014年07月02日 16:46
来源：MIT科技评论

科学家操作了记忆方位的神经元，让小鼠产生了错误的记忆。这项工作进一步表明，记忆可能会变得相当不可靠，同时，也为理解控制记忆的细胞的行为和环路打下了新的基础，在未来还可能帮助研究人员找到方法来治疗受记忆影响的心理疾病。
这项研究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完成，发表在2013年7月24日的《科学》杂志上。在研究中，科学家可以修改小鼠的记忆，让它觉得经历过其实没有发生的事情。
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和他的实验室成员使用了经过基因修饰的小鼠，它们的某些神经元会被闪光激活。
这项技术可以让研究人员激活小鼠的记忆，让它们相信自己在某个盒子里经过了电击，即使这一切并没有在那个盒子里发生。
这项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史蒂夫·拉米雷斯（Steve Ramirez）说，“记忆的过程和磁带录音完全不同，它很容易被改变，也很容易被加入新的信息。”
研究结果非常让人兴奋，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in Toronto）的神经科学家希纳·乔斯林（Sheena Josselyn）说。
“研究表明，你的记忆只不过是不同细胞的活动，只需要激活脑中的某些细胞，就能改变对真实事物的记忆，”她说。“人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这个理论，但是提出理论和证实理论是两回事。”
神经科学方法和技术的进步，让研究人员对记忆生物基础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最近几年，研究人员一经发现了让记忆产生的分子和细胞组分的细节，以及细胞用来唤起记忆的电信号语言。
更广泛地说，神经科学家正更深入地研究人类认知的分子和细胞来源。有一天，对记忆深入的理解会产生更好更新的治疗方法，例如修复失去记忆的记忆植入体。
之前，利根川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已经可以精准地找出携带记忆的细胞，他们还能激活这些细胞，唤起小鼠的记忆。为了让小鼠产生错误的新记忆，利根川进的团队一边重新激活小鼠关于安全地点的记忆，一边电击小鼠的爪部，这样就转化了小鼠的原始记忆。
首先，研究团队利用遗传技术，标记出参与记忆某个笼子为安全中性的脑细胞。第二天，研究人员把小鼠放在另一个设置完全不同的笼子里。在第二个笼子中，研究人员用电刺激小鼠的爪部，同时用光照重新激活小鼠对第一个笼子的记忆。
当小鼠被放回第一个笼子以后，它被吓得僵住了——这清楚地说明小鼠记得在这里被电击过，尽管电击并非在这里进行。“它形成了错误的记忆，”拉米雷斯说。
这项研究的长远目标之一是找到新方法，帮助认知疾病患者。“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向人的头脑中植入或‘摄入’错误的基因，而是因为它可能最终成为降低与精神疾病相关的认知异常，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的幻觉，”利根川进说。
这项研究同样探索了记忆在细胞层面和环路层面上的机理。对不同笼子的记忆需要激活海马体中不同的细胞群。
研究团队还发现，海马体中的不同区域并不相同，他们的技术在一个亚区里有效，但在另一个亚区中无效，这也许说明不同亚区在创建和处理记忆的不同步骤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拉米雷斯说。
利根川进说，在小鼠中，错误记忆形成的方式基本和正确记忆的细胞机理相同，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错误记忆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
“人类的记忆可能会非常不可靠，”利根川进说。“在法律判决中，需要大幅度减轻基于记忆的证据的权重。”
乔斯林同意研究结果说明错误的记忆比很多人想象得更常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我们记得发生的事有时并没有真地发生过，”她说。
这项新研究表明，考虑记忆的时候甚至没必要改变记忆。“你只需要激活细胞就行了，”乔斯林说。
接下来的研究会尝试使用操纵记忆的技术修复不想要的脑部功能，比如抑郁和焦虑。抑郁和焦虑都可被描述为不想要的记忆侵扰或失去联系记忆与正面感觉的 能力。要想直接操纵人类的记忆，就需要侵入性更低的技术，因为研究中使用的光遗传技术需要病毒介导的神经元遗传修饰和植入光源的外科手术。
不过研究人员仍然希望这项工作中的一些发现能最终用于帮助人类。“如果我们真能编辑记忆，也许我们可以编辑病人的记忆，帮助他们，”拉米雷斯说。

美商AbbVie製藥廠斥資3.2億美元於新加坡設廠

 資料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商情本文：
一、美國製藥商艾伯維（AbbVie）營運高級副總裁阿茲塔（Azita Saleki-Gerhardt）於本(2)月6日宣布，AbbVie將斥資3.2億美元設立藥廠，該廠係該公司在新加坡及亞洲首次設立的製藥廠，以製造抗癌和免疫藥物，並開發有關生物製劑（biologic）和小分子（small molecule）技術互補的新藥物。
二、Azita表示，選擇在新加坡設廠係因新加坡製造業具環境穩定、聚集重要生物製藥業者、且有相關科技人才和合作夥伴等優勢，預期該廠將有助該公司提高產能。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生物醫藥科學司長賴家文同時表示，AbbVie選擇新加坡，證明新加坡在發展生物醫藥業的成績受肯定；此項具高附加值且知識密集型的投資項目，將有助新加坡經濟轉型，也有助於新加坡生物製藥業永續發展。
三、賴家文司長另表示，目前計有29家製藥廠在新加坡設公司，其中九家公司，包括：阿姆根公司、葛蘭素史克（GSK）、瑞士諾華製藥公司（Novartis）和龍沙（Lonza）等著重於生物製藥的研發與生產，總投資額達24億星元。此外，新加坡為加強生物製藥業之發展，擬吸引更多製藥公司前來投資新加坡，該局已與新加坡高等學府合作以培養人才、強化基礎設施及相關配套服務，並預留土地提供國外公司設廠。在培育人才方面，該局預計未來三年至四年內，該領域將創造700個至1,000個就業機會，目前正洽請新加坡勞動力發展局（WDA）邀請淡馬錫理工學院，開設生物製藥相關課程，以儲備人才。
四、謹查，AbbVie於去(2013)年1月1日自醫藥企業雅培（Abbott）獨立，並於去年1月2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獨立前在美國、歐洲等地設有12家製藥廠，在東京和上海設有研發中心，目前在新加坡之公司以一般商務及支援為主。另AbbVie於全球擁有2萬5,000名員工，為170多個國家提供醫療產品和服務，去年第四季營收達51億美元。

相关信息：雅培一分为二，制药公司AbbVie已在纽交所上市

 

继美赞臣、辉瑞后，又一家药企旗下的奶粉业务获得提振机会。据雅培美国总部的通报，雅培已在当地时间1月2日完成拆分，即分为“领先的多元化医疗产品公司”雅培，以及“研究型制药公司”AbbVie。

　　据雅培美国总部的通报，拆分后“研究型制药公司”AbbVie也已在纽交所上市，代号为“ABBV”。记者了解到，拆分后的两家公司体量规模旗鼓相当，年销售分别约有220亿美元、180亿美元。

　　按照规划，沿用雅培名称的公司将主打包括非专利药品、器械、诊断产品，以及婴幼儿奶粉在内的营养品业务。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主要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为这家公司带来了40%的销售额。

　　新闻回顾

　　早在2012年6月5日，雅培(Abbott)就公布了有关AbbVie拆分的首份文件草案。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一封致股东信件中，雅培披露了其新公司AbbVie的管理团队，同时阐述了预估财务状况及产品销售趋势。

　　AbbVie的优势是什么?雅培CEO Miles White指出，AbbVie是一个高利润业务。事实上，根据这封信，制药业务的毛利润在2011年占净销售额的73.4%、2010年占72.5%、2009年占71.5%。该数据不是太寒酸。该公司2011年收入达174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1.6%。

　　AbbVie还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信中称。

　　此前，雅培宣布，制药业务的Richard A.Gonzalez将出任新公司AbbVie的主席及CEO。在这封信中，雅培披露了部分其他内部高管将跟随Gonzalez领导新公司，包括：

　　William J. Chase，雅培总法律顾问，将担任AbbVie公司相同职务;

　　John M. Leonard，雅培药物研发高级副总裁，将担任AbbVie公司相同职务;

　　Carlos Alban，雅培专利医药产品全球商业运营高级副总裁，将担任AbbVie公司相同职务;

　　Timothy J. Richmond，雅培赔偿及福利部门副总裁，将出任AbbVie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

　　同时，AbbVie拥有强劲的现金流：在2011年为62亿美元，同时在未来预计将有稳定的现金流，以帮助基金项目及其他事项，包括给投资者现金红利等。

　　当然，现金流来自于AbbVie另一个优势：强大的产品组合。尤其是阿达木单抗(Humira)，该药是AbbVie关键的增长战略之一。该公司旨在通过增加新的适应症，以及向生物制剂使用较少的患者群体(尤其是国际市场)推动Humira的摄取，来扩大Humira的销售。另一项增长策略是：将产品推广到新兴市场，包括墨西哥和土耳其。

　　正如SEC规则所要求的，该信件提供了AbbVie所面临的潜在隐患、风险及竞争性挑战，包括生物仿制药竞争的危险及所销售药品意想不到的安全性问题等。

 

 

科学家发现“长生不老仙丹”新元素 可延寿50%

科学家发现“长生不老仙丹”新元素 可延寿50%

    核心提示：英国《自然》杂志5月15日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衰老的研究报告，科学家们宣布在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饮食中添加α-酮戊二酸，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50%左右。
    延缓甚至抵抗衰老是一个梦吗？如果能把目前对实验室线虫进行的生命科学研究应用到人类身上，或许大有可为。英国《自然》杂志5月15日在线 发表了一篇关于衰老的研究报告，科学家们宣布在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饮食中添加α-酮戊二酸，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50%左右。而α-酮戊二酸，这种能量代谢的中间产物，似乎能够起到和限制饮食类似的延缓 衰老的作用。新的发现对于衰老和年龄相关的疾病来说，会带来预防和治疗的新策略。
    在既往的研究中，人类已发现饮食限制与衰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一系列生物中，限制热量或者限制进食可以延长寿命，并推迟与衰老相关疾 病的发生；同样的，通过基因或药物干扰营养或者能量代谢也可以获得延长寿命的好处。目前，尽管有好几个调控衰老过程的代谢产物已经被发现了，但还不清楚它 们具体的调控方法。
    此次的实验对象为秀丽隐杆线虫，其是一种无毒无害、可以独立生存的线虫，也是第一种完整遗传密码被科学家绘制成图的动物。由于具有固定的细 胞渊源的优点，科学家很早就开始利用这种线虫来研究细胞凋亡遗传调控的机制，使它成为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模式生物。2013年，美国研 究人员就曾通过稍微调整秀丽隐杆线虫的两个基因通路，使这种动物的寿命显著增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晶（音译）和她的研究团队此次针对秀丽隐杆线虫的饮食进行了实验，从而发现代谢产物α-酮戊二酸能够延缓秀丽隐杆线虫的衰老。他们同时还确认了这种物质产生如此影响的机制。
    研究表明，这种代谢产物作用于三磷酸腺苷合酶（涉及能量生产的一种酶）来产生类似限制饮食的状态。因此他们推断，给秀丽隐杆线虫提供的α- 酮戊二酸，可以通过调节能量代谢来达成延长寿命的作用。研究人员同时提出，这一机制可能为治疗干预提供了目标，但要将相关成果应用于延长人类生命，还需要 多年研究才行。
    总编辑圈点
    我丝毫不怀疑现代科学能找到延缓衰老的“长生不老仙丹”。但生命除了长度，还有质量，那些吃仙丹的帝王甚至连生命的自然长度都没达到，就先 死在了生命的低质量上。神话故事中将仙丹作为少数神仙的特供是有一定道理的，生物的进化靠的便是死与生的迭代，延缓了衰老速度也就抑制了新生命的生机，个 体的利益可能成为整个生物界的灾难，仙丹恐怕不会带来皆大欢喜的世界。当然，研究进展还远没到这一步，但杞人忧天却是需要的。(来源：科技日报 记者 张梦然）

[图]一览谷歌大型数据中心内部：五颜六色的世界

[图]一览谷歌大型数据中心内部：五颜六色的世界

2014-05-17 07:35:08 11145 次阅读 稿源：腾讯科技 10 条评论

谷歌提供的各项服务都需要强大的数据中心提供支持。偌大的数据中心内部仿佛工厂，各色管道、罐体分布其中。图为达拉斯州工厂里的彩色管道。这些管道负责谷歌达拉斯数据中心里的水运输。蓝色管道送入冷水，红色管道送出热水，等待冷却。

芬兰冷却工厂。芬兰哈密那的谷歌数据中心，厂房上方俯视图。这里仅使用海水冷却服务器。

“蓝光”服务器。佐治亚州道格拉斯郡的谷歌数据中心，服务器使用节能型蓝光LED作为指示灯。

爱荷华州的谷歌“大耳朵”。这些巨型天线位于爱荷华州康瑟尔布拉夫斯市（Council Bluffs），专门用于接收网络信号。同时，这些天线为谷歌光纤电视服务的数百电视频道提供了信号源。

康瑟尔布拉夫斯的窗帘。谷歌康瑟尔布拉夫斯数据中心使用透明的塑料窗帘将机房与外界隔离。地面的空调向机房内供应冷气，窗帘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机房内的冷气环境。

重复利用老旧罐体。芬兰哈密那，谷歌重新利用了废气造纸厂的大罐子。

彩色管道。谷歌道格拉斯数据中心，工人骑着图中的小自行车在工厂里穿行。

大天花板俯瞰。谷歌康瑟尔布拉夫斯数据中心顶棚，使用了巨型钢结构作为支撑。

这些管道有U型弯。U型结构是为了适应内部液体温度变化，使管道具备一定延展性。

彩色光缆。达拉斯数据中心里的彩色光缆。

谷歌康瑟尔布拉夫斯数据中心中枢。图中是该数据中心的路由器和交换器。这个建筑内光纤网络的网速是普通家用连接速度的20万倍。光纤可以延着上方的黄色桥架布线。

防火设施。高压输水管道，随时准备灭火。

冷却水罐。这样的大水罐可以存储24万加仑（约908立方米）水，用于数据中心降温。

搜索引擎备份。谷歌伯克利数据中心备份磁带库特写。每个磁带都有唯一的条形码，供谷歌机器人系统精准定位。

数据中心需要大空间。数据中心需要足够空间来部署冷却系统。

梅斯县数据中心服务器机架。俄克拉荷马州梅斯县数据中心，每台服务器由不同颜色的光缆与四台路由器连接。标记颜色是为了在设备故障时方便替换。

你是否需要更改密码？OpenSSL漏洞影响网站一览表

[图]你是否需要更改密码？OpenSSL漏洞影响网站一览表

2014-04-12 09:00:26 6652 次阅读 稿源：cnBeta.COM 17 条评论

本周曝光的OpenSSL漏洞对于IT行业和在线社区无疑是重磅炸弹，网民已经开始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改密码大潮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该网站对该漏洞进行补丁之外修改的密码才能保证你的个人隐私安全。为此今天VPN专家IVPN.net公司发布了一张最新的信息图标，展示了受影响的主要网站，并罗列了当前网站的补丁情况，还有你是否需要更改密码。

Science：迎接“干实验”时代

2014-01-02

  

生物学正在发生一场大变革：基于数据分析的全新研究方式大举袭来，而现在正是做干实验研究的黄金时期。

大 多数生命科学家正专注于自己的职业，一个特殊的有机体或一种疾病，甚至只是一个特定的分子路径。要学会培养特殊细胞类型或一种新实验室技术，需要数月时 间。但是，Atul Butte却并非如此。尽管只有44岁，他已经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终身职位，为肺癌和其他疾病发明了诸多新药。
Butte的实验室也与众不同。这里并非到处都是培养皿和试剂。他的工具看上去更像属于一位工程师或软件开发者：很多时候，他的工具只是一台索尼笔记本，尽管当需要巨大的计算处理能力时，他也会使用斯坦福大学的大型计算机和其他地方的超级计算机。
与培养细胞和测序DNA不同，Butte及其学生和博士后会对装满可自由获取信息的数据库进行筛选，例如，人类基因组、肿瘤基因组序列数据库、脑成像资料库以及糖尿病等疾病的生物标示资料等。
许多人称这样的研究为“干实验”，与目前更多亲自动手的传统“湿实验”形成对比。虽然统计这样的干实验科学家究竟有多少非常困难，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人数不断增长的少数派。Butte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两年前，Butte及其同事使用公开数据，利用患有100种不同疾病的人群体内的基因集，分析了市面上164种药物处理过的培养细胞基因活性。然后他们发 现了一些新的、存在于这些基因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Butte研究小组通过比较患病或用药情况下基因表达的开启情况，发现了在这些基因之间有意想不到的联 系。“现在就是做干实验研究的黄金时期。”Butte总结道。
“生物学正在发生一场大变革。”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遗传学家Daniel Geschwind说。洛杉矶微软研究院计算机专家David Heckerman也指出，现在生物学研究真的可以不需要传统的“湿”实验室了。
数据至上
对于科学而言，大数据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每年都能够产生15帕（1015）字节的数据，天文学的斯隆数字巡天项目每年也要产生数太（1012）字节的数据。
实际上，这不是计算科学与生物学的第一次结合。研究人员多年以来一直在收集大规模的生物学数据，例如人们熟知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生物学家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和梳理，以便从中找到一些新的复杂生物学路径或与疾病相关的信号通路等。
不过此类早期努力是由大批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完成的，而且他们有权在数据公布之前就展开分析工作。但现在这些数据已经公诸于众，之前没有参加这些项目的科研 人员也能自由地获取这些数据。美国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家、为农业部下属的农业调查研究项目工作的Ed Buckler评价道：“现在我们这些人也能利用公开数据提出大数据问题了。”
然而要提出这些问题就需要能够处理大量数据的算法和软件，而且这些软件还必须随着数据的增长不断加以改进。Heckerman和同事最近制作了一款软件，能方便地在遗传数据库里进行大规模搜索，例如进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这样的全基因组比对工作。
糖尿病、前列腺癌等疾病背后的遗传基础非常复杂，多个基因可能也只会带来很小的影响。“如果要发现这种微弱的信号，那就必须利用大数据。需要对上万，甚至 是数十万人进行比较，才有可能发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小窍门。当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时会有一些发现，比如发现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遗传相似 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相似点其实只是代表了这两个人更接近，而不是因为他们都携带了某种疾病相关基因。这会给数据分析带来麻烦，我们会发现大量可疑 信号，可是再仔细分析一番之后就会发现，这些其实只是假阳性信号。” Heckerman说。
超越生物学
随着经过全基因组测序的植物数量快速增长，以及相关数据的不断公布，植物学家也可以开展自己的干实验工作了。Buckler及同事就在多个玉米品种间寻找 抗病基因。该研究小组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介绍了他们对103种不同玉米进行全基因组比对的工作，他们共分析了1000多个不同的DNA区域，这些区域有 的位于基因内部，有的位于基因编码区外。
然后研究人员将玉米的某些性状，例如抗病性和开花时间等，与某些特殊的非编码DNA联系起来。现在Buckler表示，他们正在利用这些研究成果辅助育种工作，希望提高玉米抗病性，或添加一些其他性状。“大数据已经对育种工作带来了切实可见的改变。”Buckler说。
类似工作还有助于回答一些与植物相关的更神秘的问题。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数学家David Sankoff已经对30多种开花植物的全基因组进行了分析，试图重建出1.2亿年前所有开花植物共同祖先的基因组结构，即找出所有开花植物的共有基因组 结构，而非简单的共有DNA序列。
该工作最近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对现代真双子叶植物里是否存在基因的双拷贝或三拷贝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推断出开花植物的祖先共有7条染色体，大约 含有2万至3万个基因，并且比现在很多植物的基因组小得多。虽然这一发现可能不会对植物育种工作带来太大影响，也不具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是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植物遗传学家Eric Lyons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遗传学研究工作。”Sankoff研究小组使用的基因组数据库和分析软件都是由Lyons开发的。
通力合作
干实验生物学研究也面临很多问题和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获得其他人的数据。很多时候，收集数据的科研人员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数据。他们希望在别人利 用自己的数据有所收获之前进行自己的数据发掘工作。另外这些数据也可能非常粗糙，需要进一步分析或注释。“这些真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促进 大家共享数据。”Butte这样说道。
缺乏统一的标准也是一个问题。每个科研团体用来储存数据的软件可能不同，而且数据格式也千差万别，很多时候连实验设计都不一样，所以结果也有所差异。 Butte等人认为处理这些不同格式的数据十分麻烦，但这并非不能解决。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对设计不同实验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
Butte表示，经过多年的标准化工作，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以及各种标准化工作终于带来了回报。Heckerman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生物学数据正在走向标准化。
干实验生物学研究未来还会迎来一次大发展，美国已经要求所有的数据库都向科研界公开。
2013年2月22日，美国科技政策局（OSTP）局长John Holdren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各执行部门尽快拿出方案，鼓励并帮助大家使用由美国政府资助开展的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数据。该备忘 录推出之后因为重点强调要免费获取科研论文而备受关注。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份备忘录也同时提出，要促进由美国政府资助开展的科研工作所取得数据早日 进入公共数据库。OSTP官员表示，他们已经拿出了初步的方案，并正在进行修改。

从救星到侵略者：亚马逊步步改造出版业的深入记录

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源于利益、及何为科技“破坏性”——理念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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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Packer 2014-03-16 08:50 10 亚马逊出版业杰夫·贝索斯头条

稍后阅读

原文来自 The New Yorker，缘远翻译，王一苇校对。虎嗅提示：本文特长，但值得一读。亚马逊与美国出版业的关系与故事，同时可以投射到科技改造的其他传统领域身上。

^{在Kindle时代，书就像三明治一样廉价。独立出版商Dennis Johnson说“亚马逊成功地让这样的想法深入人心——书没什么价值，不过是消磨时间的玩意儿。”}

就 像沃尔玛一样，亚马逊是一家全球超市。不仅如此，它还是一家苹果那样的制造商，爱迪生那样的公共设施提供商，Netflix那样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兰 登书屋（Random House）那样的图书出版商，派拉蒙（Paramount）那样的电影公司，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那样的文学杂志，FreshDirect那样的网上杂货店。有朝一日它还会成为U.P.S.那样的快递公司。亚马逊创始人兼CEO贝佐斯还 手握一家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所有这些主营和新兴业务使亚马逊成为美国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家公司。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只想做世界最大的零售商；iPod发布之后，乔布斯并没有和流行歌手签唱片合约。AT&T也没有像为创业公司提供基础网络服务的亚 马逊那样自建发射塔，租赁给小型电话公司。亚马逊的身份和目标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看上去难以捉摸，令人生畏。

在 以世界流量最大的河流命名之前，贝佐斯曾想过为公司取名 Relentless.com——这个地址今天还指向亚马逊网站。亚马逊变幻多端，狼吞虎咽，向各个领域伸出触角，即使在以增长速度而非盈利能力论成败的 科技产业中也显得与众不同。亚马逊不仅是一家“万货商店”，它更是一切本身。不变的永远是野心，以及对新事物野心勃勃地搜寻。

听 起来已经有点荒谬，亚马逊最初是一家书店。1994年，30岁的普林斯顿毕业生贝佐斯辞去了曼哈顿一家对冲基金的工作，迁居西雅图，成立了一家坐上了早期 互联网商业“云霄飞车”的公司。(贝佐斯1993年就估算到上网人数在以每年2300倍的速度蹿升)。贝佐斯最喜欢的小说是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至 今仍是亚马逊管理人员的必读书，当然还有《山姆沃尔顿自传》等商业书籍。《长日留痕》讲述了一位追求完美的英国男管家意识到自己失去被爱的机会——贝佐斯 从中学会了“遗憾最小化框架（regret-minimization framework）”：如何避免管家这样的悲惨结局。总而言之，贝佐斯是个务实的人。(他拒绝对本文发表意见)。

并 不是对书的热爱促使他开了一家网上书店。“纯粹是由于图书作为一类产品的特质”，贝佐斯前副助理Shel Kaphan说。书籍易于运输，不易损坏，在俄勒冈州还有一座大型配送中心。更重要的是，在版、绝版书加在一起浩如烟海，线下书店只能“取一瓢饮”。互联 网上巨大的选择空间将成为亚马逊最初的“护城河”，也为销售其他产品打开一个突破口。在互联网早期，贝佐斯把网上书店视为“统治世界”的第一块跳板。在美 国这个公众并不热衷于阅读，出版业已陷入信心危机的地方，这无疑是天才的构想。

在1995年芝加哥 举办的美国出版业年度会议（如今更名为美国出版业博览会 BookExpo America）上，贝佐斯为亚马逊租了一个摊位。堪萨斯雨天书店（Rainy Day Books）的老板Roger Doeren被亚马逊的标语吸引驻足：地球上最大的书店。他带着疑问走近贝佐斯：“地球上最大的书店在哪儿？”

“在互联网上。”贝佐斯回答。

“我们去年开了一个网站。你们的供货商是谁？”

“Ingram 和 Baker & Taylor。”

“我们也是，你们的数据库呢？”

“在版书目。”

“我们也一样。那么你们凭什么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书店？”

“我们有最为广泛的网站联盟。”——一种网络广告。

Doeren思考片刻，接着问“你们的商业模式是？”

贝佐斯说亚马逊卖书是为了搜集高收入、高学历用户的资料。书以接近成本价出售，追求销量最大化。在掌握了数百万消费者的数据之后，亚马逊就可以想办法把所有东西以低价卖给他们。(亚马逊称其最初的商业计划“只涉及书”)。

随后，Doeren 告诉他在雨天书店的合伙人“我刚才见着了世界上最大的江湖骗子，他早晚有一天会害了书。”

早于Google，远早于Facebook之前，贝佐斯就已经意识到了网络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它所搜集的用户信息。20 年后，你能在亚马逊上买到五花八门的商品：割草机、iPod、艺术品、玩具、尿布、性趣用品、鞋子、自行车架、枪支护具、3D打印机……亚马逊的保密工作 做得滴水不漏：它从来不宣布自己有多少员工、Kindle的销售量是多少……所以外人难窥其真面目。不过，据出版商的估算，在亚马逊750亿美元的年销售 额中，美国市场图书销售额不到7%。

尽管如此，起家时的“本行”还是在亚马逊身上留下了持久印记， 使之难以与书脱开关系。很少有人关心亚马逊靠低价把电子产品商店逼得走投无路(除了员工)，但是在有影响力和文化自觉的读书人那里，亚马逊史无前例的“霸 权”引发了无穷讨论，偏执、怨恨、困惑、向往等感情交织在一起。亚马逊不仅在这个规模小而脆弱的市场继续长驱直入，还正在俘获读者们的头脑与心灵。

在 许多出版从业者眼中，亚马逊是个野蛮的掠夺者。它口口声声说在打造一个更有文化的世界，是拯救书业于困厄的白衣骑士，但接着却开始提一大堆个人要求，绞尽 脑汁地利用渠道优势让出版商俯首称臣。最终，当出版业意识到控制权、钱袋子都落入亚马逊之手后，才开始怀疑它当初的“险恶”用心。

最 近，亚马逊甚至开始自己生产“内容”——出版图书，后果可谓喜忧参半。垄断者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聚集了太多的财力，但是在出版业，一个既控制生产技术又掌控 分发渠道的垄断者尤为可怕：对于思想交流，亚马逊将拥有美国企业不曾有过的控制力。即便在iPhone时代，书籍依然居于美国精神生活乃至民主的核心。所 以，最大的问题不是亚马逊是否对出版业不利，而是亚马逊倒是是不是书籍的敌人。

 

19世纪90年代，出版商和独立书店曾经匍匐于另一只巨兽——以巴诺 （Barnes & Noble）为首的连锁书店的魔爪之下。当亚马逊横空出世时，出版商们突然找到了一个付钱爽快、新书旧书来者不拒的新买主，而且，还不像传统书店那样索要 高额回扣。过去，出版商必须从书店那里回购卖不完的书，亚马逊的一名前员工称这种过时、不经济的行为“是一种荒谬透顶、效率低下的模式” 。

麦 克米兰（Macmillan）董事长John Sargent在90年代于华盛顿一家酒店里第一次见到贝佐斯。“他是个活力惊人的家伙。我觉得他的想法棒极了。”前诺夫普（Knopf）联合出版人、现 任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董事长的Jane Friedman提到贝佐斯时说“我彻底被他迷倒了，这个瘦小、热情的年轻人。他对自己做的一切都非常认真。”

亚 马逊的收入连年递增。上世纪90年代末，在拜访过纽约的出版商之后，亚马逊副总裁Mary Morouse发邮件给同事说“我们在他们那儿很吃香。他们对我们大加赞扬——不管是作为书店还是营销渠道，谈到了许多图书靠亚马逊大卖的例子，他们对亚 马逊上的销售数字如痴如醉。”

对于亚马逊以超低折扣销售书籍，出版商并不担心。他们都急着与这颗 “西雅图新星”攀上关系。他们也把亚马逊当做一种信息资源，它毕竟比过时的绿皮本《在版书目》（Books in Print）先进太多了。一位纽约出版界的销售经理告诉我“亚马逊出现之后，元数据——书号、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搜索关键词——开始成为书籍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少数眼光长远的出版商担心亚马逊是否终将控制图书市场，为了盈利不再“赔本赚吆喝”而开始提高书价。

到 1997年上市时，亚马逊的图书存量能装满6个足球场。但是读了贝佐斯年终致股东的信的人，都会以为亚马逊838%的销售增长都来自于鞋类，因为他几乎没 有提到图书。在信中，贝佐斯简单提到“我们计划增加音乐产品。”(与乔布斯不同，贝佐斯并不是个热情的乐迷。他曾经答应参与一档关于披头士的访谈节目，开 始前的热身阶段，一名工作人员让他说一下自己最喜欢的披头士歌曲，贝佐斯选择了二重唱组合 Simon & Garfunkel的歌曲《America》)。音乐产品上架不久，DVD和消费电子产品随之而来。纽约一位出版经纪人告诉我“图书就是亚马逊用来诱人上 钩的。”

John Sargent说他一开始就看到了贝佐斯的野心——“老天，他干起来很拼命。”但是“真该死”，他没能看穿贝佐斯布下的局。“他已经打算要做万货商店了， 我还傻乎乎地以为他只想做一家书店。卖书只是为了获得读者信息，只是他获取用户的敲门砖。”只要亚马逊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投资者就会源源不断砸钱进来，华 尔街也不会盯着它的盈利状况。(直到2001年，亚马逊才实现了季度盈利，而且一直在盈亏平衡线附近徘徊。)

90 年代中后期，贝佐斯招了二十几个作家、编辑来为亚马逊网站制作副本。其中之一——亚马逊55号员工——是纽约的一名文学评论家，他还带来了在《村声》 （Village Voice）做编辑的朋友。对于这帮逃离纽约的文化人，出版业和新闻业的工作机会日渐稀少，而亚马逊提供了在新兴企业工作的机会，更何况还有股权和海量读 者。

Marcus负责编辑的首页每天至少有300万人浏览。在“最爱图书（Books Favorites）”栏目下，他和同事们经常推荐那些需要“推一把”才能和读者见面的小说，如Myla Goldberg的《拼字大赛》（Bee Season）。Marcus撰写了数百条书籍短评，数千条宣传语；和Marcus一起负责文学和虚构板块的Fried发布了对Penelope Fitzgerald、Stanley Kunitz等作家的访谈。现在已是《哈波斯》（Harper’s）执行主编的 Marcus于2007年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亚马逊之旅》（Amazonia），回忆了他在亚马逊苦乐参半的经历。他告诉我“对于亚马逊来说，表达对时 髦爱书人扎堆的独立书店的关切只是一种有效的商业策略。”

读书人，尤其是偏僻之地的读书人，都很喜 欢亚马逊。“我们老是听人们说起‘我住在穷乡僻壤，最近的书店也在百里之外，现在最冷门的书都唾手可得了。’” Marcus说。他邀请作家Toni Morrison做一个访谈。“我很乐意。”Toni Morrison告诉他。“我听说你们卖的书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

在 《亚马逊之旅》中，Marcus称贝佐斯是个“不像领袖的领袖，如果生在100年前可能很难成为大人物，但在这个极客主导的精英社会却恰到好处。”在那些 年间，每逢假期购物季，贝佐斯都会在仓库里和员工们一起24小时不眠不休地“分拣”、运送图书。1997年的一天，Fried走近公司厨房，发现贝佐斯正 全神贯注地组装蚂蚁农场。“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好奇，我总听人说贝佐斯爱发脾气，不过一次也没有亲眼见过，他真的很随和风趣。”他的野心有时候显得太过理性 主义：他曾经希望所有出版过的书籍都能在亚马逊仓库里保留两本，这个注定成空的梦想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亚历山大计划”（Alexandria Project）。

在亚马逊，原创文字甚至不叫“内容”，而是被称为“空话” （verbiage）。在亚马逊，作家、编辑们形成的反主流文化总是与这家由电脑工程师、工商管理硕士主导的公司格格不入。这里信奉数据至上，只相信可以 度量的真理。“了解亚马逊的关键就是其招聘流程,”一名前员工透露。“你不是被雇来从事某项工作——你是被雇来做亚马逊人的。很多管理人员都要接受 Myers-Briggs人格测试，80%都可以归入两三个相似的类别。贝佐斯也是如此：内向、注重细节、工程师型人格。这里没有音乐家、设计师、推销 员。绝大多数都属于同一人格类型——麻省理工的顶尖毕业生，在酒吧完全不懂得如何跟女生搭讪。”

亚 马逊内的人文主义者与公司冷酷无情的文化总是方枘圆凿。在每年股东报告的结尾，贝佐斯都会鼓励大家勇于尝试，戒骄戒躁。“今天仍是第一天。”Marcus 和Fried开玩笑说要写一部小说，开头就是“今天仍是第一天。” (亚马逊最近开始出版一本Kindle版文学杂志：《第一天》)。

在 亚马逊，作家、编辑与极客、业务人员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对出版业更友好。在亚马逊还只是一家书店、与出版商相处融洽的时候，已经对为它供货的纽约出版社 表现出了不耐烦。Mary Morouse在1999年拜访纽约出版社的旅行记录中写道：“一家出版社的高级销售副总裁告诉我‘我们不介意其他出版社的销量增长比我们快，但这和我们 当初的预期可不一样。’当我问及他们的销售增长率时，他答道‘我不清楚，但我觉得去年表现平平。’”Morouse说在亚马逊高层眼中，出版业的人“是一 群用着翻盖手机，1968年设计的仓库里堆满了垃圾的失意老古董。”出版社对读者信息一无所知，使图书出版更像是凭感觉撞大运，而非精确计算。他们普遍认 为纽约的出版业就像尘封已久的石器时代的文物，在威廉斯堡殖民地（Colonial Williamsberg）般的商业环境中尚能苟活，但是当亚马逊涉足之后，就只能乖乖靠边站了。

在 1999年的假日季，亚马逊试水图书出版，授权给一家现已倒闭的风向标出版社（Weathervane），出了一批书。“一开始没有畅销 书，”Marcus写道。“都是些出版社挑剩下的作品，圣诞食谱之类，并未经过精挑细选。 亚马逊也没有咨询Fried等出版业资深人士。”如今，风向标已经被彻底遗忘，连网上都找不到它的半点踪迹(亚马逊代表如今坚称没听说过)。亚马逊没有从 中吸取一丁点儿教训。十年之后，他们卷土重来。

亚马逊是一个超级市场，而非独立书店，更遑论文学评论刊物了。公司里的作家们被迫要证明他们的工作能促进销售。如果读者浏览了评论或访谈而没有购买，就会被记为一次“驱逐”。Marcus曾接到通知：她的“驱逐率”（repulsion rate）太高了。谈到编辑部同事时，Fried说“人人自危，我每天都要把名片机（译注：Rolodex，意即回家打电话）带回家。”

巴 诺等连锁书店曾经以提供显著展位为条件，和出版社协商收取“联合推广费”。这样一来，书店既可以拿到更大的折扣，也可以规避1936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 （the 1936 Robinson-Patman Act ）——该法案严禁生产商给予销售商特殊优待。Marcus告诉我“联合推广费虽然不是亚马逊首创，它却运用的炉火纯青。”为了将一本书推上首页专题，出版 社要支付上万美元。这笔支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销量，他们不明就里。谈判过程中，他们也总是如履薄冰。(在一项声明中，亚马逊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和出版 商谈商业合作。)

亚马逊给图书部门的每一类书都下达了“联合推广费”指标，创收目标一涨再涨。 1999年，亚马逊“联合推广费”收入3621250美元，2000年的指标就涨到了925万美元。当Marcus问及付费的出版商是否应该得到销量保证 时，“联合推广”项目主管 Lyn Blake一口回绝，还说“瞧，这就是做生意的代价。”他还提醒编辑人员推广费会直接划入亚马逊账户，而不像寄售图书一样开收据。至于哪本书应该被重点推 广，越来越取决于推广费的高低。

大约就在此时，亚马逊的“个性化团队”，也叫做P13N，开始取代 编辑推荐，他们根据用户购买历史，利用算法为读者进行购买推荐。在亚马逊，“个性化”意味着数据分析和统计概率。作家访谈也开始时断时续，内部的文章被归 入不用花一分钱的读者评论。那时的娱乐编辑 Tim Appelo说：“就算你是柏拉图式的评论家，还是连粗陋的早期算法都比不过。”亚马逊部门之间的竞争堪比公司间的激烈商战。在P13N办公室里挂着这样 一副挑衅似的标语：“没人会在意铺路工的死活（people forget that john henry died in the end）” 。机器战胜了人。

1999年12月，在网络泡沫最火爆的时候，《时代》评选贝佐斯为年度人物。“亚 马逊并非只跟科技或商业有关，就像其他网站一样，也是个内容生产者。”正是在此时，“内容”人员正在被“清理出局”。虽然作家和编辑使亚马逊富有情趣，浏 览起来更方便，却无助于吸引更多用户。一天， Fried发现了一张某个程序员不小心留在打印机上的备忘录，上面建议砍掉编辑部门。DVD和视频部门主编Anne Hurley一直没被上司Jason Kilar(他后来去了视频网站Hulu)放在眼里，Kilar曾对她说：“很抱歉，Anne，我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价值。”(Kilar对此予以否 认。)

2000年7月，贝佐斯向全体员工发了一封题为“保持微笑，不忘初心，让我们迎难而上 （Smile, remember it’s Day 1, and let’s kick some butt.）”的邮件。在几个月之前，网络泡沫破灭，亚马逊被过度追捧的股价一落千丈。资本市场第一次对亚马逊失去信心，贝佐斯宣布接下来一年半时间将打 一场“盈利攻坚战”。 Marcus 和Fried在被赶走之前递交了辞呈。“我是首页最后一名人工编辑。”他告诉我。“当我辞职时，首页已经实现部分自动化了。”2002年，亚马逊首页实现 全自动化。(目前，只有8名编辑负责制作图书专题，如果你搜索“亚马逊”，还能发现一个图书博客Omnivoracious，不过对于亚马逊早已聊胜于 无。)编辑生产的内容已经尽其所能，正如图书销售已完成了使命，亚马逊的征服之旅继续向前。

亚马逊曾经为编辑留出大块思考、写作的地方，这可以作为它近年来转向的一个模糊注脚。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2008年左右，早就不是一家书店的 亚马逊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比美国所有书店销售额之和还要多，它开始盘算着走“内容为王”的道路。作家成了亚马逊最为看重的对象。那时候，亚马逊的音 乐、视频市场已经被苹果、Netflix大肆侵吞，与出版商的关系也持续恶化，贝佐斯追求的“无缝”（seamless）商业模式正在经受挑战。“亚马逊 不屑于在市场中拼杀，”一名内部人士透露。“只要我们一切自己来，不和其他人合作，卖书、做书都将更加轻松。科技产业就是这样：‘我们自认为还能做得更 好。’”控制了内容，就控制了一切。

许多出版商都把亚马逊视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强盗。为了追求利润， 亚马逊没有提高图书价格，只是一再压榨供货商，和沃尔玛的做法如出一辙。亚马逊索要更多的“联合推广费”，要求更有利的送货条款；出版商知道自己如果不乖 乖就范，就会失去亚马逊推荐算法的“青睐”。最后，他们都顺从了。(少数用户已经察觉到亚马逊的搜索结果取决于推广费的高低)。如今，西雅图的销售会议讨 论的全是付款问题，而不是新书。订单规模都由算法得出，出版商的推销员和亚马逊自己的采购员都被晾在了一边，成了所谓的“库存管理员”。这种逼迫弱势出版 商一再让步的做法在亚马逊内部被称为：“瞪羚计划”（Gazelle Project），因为贝佐斯说过“对待小出版商要像猎豹追逐生病的瞪羚一样。”

“我 们就是那只瞪羚。”梅尔维尔（Melville House）合伙人Dennis Johnson说。梅尔维尔是一家位于布鲁克林（Brooklyn）海滨的小型出版社，出版优秀的虚构、非虚构作品，包括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的《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Paul Berman的《知识分子的飞行》（The F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和德国小说家Hans Fallada的作品英译本。2004年，梅尔维尔开张不久，经销商在给Johnson的电话中将其与亚马逊的谈判形容为“与教父共进晚餐”（like dinner with the Godfather）。亚马逊想要一笔预付款，却拒绝透露梅尔维尔在上面卖出了多少书。“我当时就想‘去你的’”，Johnson说道，“他们这是在吓唬 人——我要和他们叫板。我出身工人阶级，走到这一步全靠‘我的地盘我做主’。”像 Johnson这样敢于抨击亚马逊的出版界人士已经不多了。第二天，在梅尔维尔出版的图书页面上，购买按钮消失了。不久之后，书业博览会在曼哈顿贾维茨会 展中心（Javits Center, Manhattan）开幕。两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走到梅尔维尔的展位前，指着Johnson的鼻子问：“你们什么时候配合我们的项目？”两人都戴着亚马逊 的工卡。

在翻脸之前，亚马逊为梅尔维尔出版社带来了8%的销售额，Johnson承担不起与之决裂的风险，所以他屈服了。“我缴纳了‘赎金’”——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额——“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联 合推广费”的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亚马逊设定了不同的推广力度之后。亚马逊没有全盘推翻“联合推广费”，而是予以简化：出版商们要交纳上年度销售 额的1%作为“市场发展基金” （marketing development funds）。出版社们对于一年一度的付款协商苦不堪言，其中一家形容其为“敲骨吸髓”（squeezing our nuts）。据销售主管透露，一些大的出版社过去要拿出2%—3%的净销售额给亚马逊，如今则需要让渡5%—7%的毛销售额，使亚马逊的图书折扣低至 5.5折左右，最近兰登书屋更是给了亚马逊53%的折扣。

亚马逊能从小型出版社那里拿到高达60% 的折扣，使其原本微薄的利润雪上加霜。由于库存管理十分出色，亚马逊从小出版社进货时以“不再退回”为条件索要更高的折扣。出版社有时能把这笔成本转嫁到 作者身上，比如按照折扣价而非定价重新计算版税。最近，亚马逊又要收取一笔相当于销售额1%的追加付款。付费之后，出版社就能和亚马逊一起商讨营销策略； 否则，他们只能听任亚马逊算法的摆布了。“游戏当然要有规则。”一位亚马逊前高层说。如果亚马逊催缴费用时出版社敢说个“不”字，那它的书就会被“雪 藏”。

2003年，亚马逊推出了书内搜索服务（Search Inside the Book），允许在一本书中搜索词句而无需购买。出版商允许亚马逊扫描它们的一些书，把图片转换成可供搜索的文本，同时不放松警惕。它们并未意识到此举让 亚马逊在进军电子书业务时遥遥领先于对手。

21世纪前几年，贝佐斯眼看着苹果通过iTunes和 iPod席卷音乐市场，决心不让这一幕在图书市场重演。2004年，他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实验室，研发亚马逊第一款电子消费设备——电子书阅读器。贝佐斯告 诉项目负责人“你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纸书销售者失业。”与此同时，亚马逊开始催促出版商尽可能多地制作电子书并与之签订销售协议。“阅读器一发布就要有几 十万本书，90%的畅销书都要能在上面看到。”曾经在这个项目工作的Jeff Steele说。2007年末，贝佐斯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了Kindle，一款轻便简洁的设备——与其他电子阅读器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能够存储200本 书，通过亚马逊的3G网络下载，每一本畅销书和新书，无论篇幅长短、水平高低，都能以9.99美元的价格买到(这是受到了苹果iTunes商店中每首歌 99美分的启发)。亚马逊此前煞费苦心地在出版社面前隐瞒价格。“我们不想走漏风声。”Steele说。

这个价格在某些情况下比批发价还低。依靠卖精装书为生的书店——从巴诺(2011年破产)到堪萨斯城的雨天书店——眼看着末日临头。如果阅读彻底数字化，他们还哪儿有存在的意义呢？2008年，金融危机给书店和出版社造成重创，一时间纷纷裁员。

到 2010年时，亚马逊已经控制了90%的电子书市场——这种垄断地位在哪一行都没有企业能望其项背。低得离谱的价格将竞争消灭于无形。出版经纪人 Andrew Wylie说，“贝佐斯就是要把价格尽可能降低，降到1.99甚至0.99美元，与苹果一争高下——“我们就是要从阅读器上引来流量，为此不惜任何代 价。”如果用户习惯了花几美元买一本电子书，要不了多久出版社就得把图书定价大幅降低了。

出版社四 处寻找牵制亚马逊的竞争者，即将发布iPad、iBook书店的苹果进入他们的视线。苹果试图与六大出版社分别签署协议，允许它们在iBook书店上自主 定价，每一本书苹果抽取30%的佣金。这就是“代理模式”，在某些时候，代理模式下出版社的收入还不如“批发模式”。但是出版商获得了定价权，也有了挑战 亚马逊市场霸权的机会。苹果的条款还要求：它可以和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看齐，督促出版社将代理模式应用于所有电子书商店，包括亚马逊。

六 大出版社中的五家都和苹果结成了同盟(兰登书屋除外)。出版社老总们都以电话、邮件的方式知会了亚马逊，只有John Sargent飞去西雅图拜见包括Kindle内容副总裁在内的亚马逊管理层。在给朋友的一封电邮中，John Sargent写道，“我正在去西雅图的路上，等着挨亚马逊一顿揍。”

John Sargent的低姿态在亚马逊高层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他们已经习惯了将条款强加于人。在一件小会议室里，John Sargent提出麦克米兰想把电子书销售转为代理模式，如果亚马逊不同意，麦克米兰以后将在纸书出版7个月后才开放电子版。整个讨论充满了怒气，草草结 束。20分钟后，John Sargent在Grandinetti 陪同下走出了亚马逊大楼。第二天，亚马逊网站上麦克米兰出版社的纸书、电子书页面的“购买”按钮都不见了，一周之后迫于各方批评下才重新出现。亚马逊勉强 接受了代理模式，几个月以内，电子书的价格都上涨到了14.99美元。

亚马逊一纸投诉到了联邦贸易 委员会。2012年，司法部起诉苹果和五大出版商合谋涨价，限制竞争。最终，出版商都与政府达成和解。(麦克米兰是最后一个，在Sargent听说潜在损 失远超公司身家之后。)麦克米兰被判赔偿2000万美元，企鹅出版社赔偿7500万美元——对于一个挣扎于盈利边缘的行业，无异于天文数字。

苹 果否认了这些指控，2013年6月迎来终审。在曼哈顿联邦法院，Grandinetti, Sargent等出版社高层出庭作证。政府摆出了六大出版商与苹果合作期间双方的电邮、电话记录和晚餐谈话，作为合谋的证据。Sargent和其他出版商 承认想让电子书卖上高价，但是坚称这些证据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个小圈子里的竞争对手，而非同谋。2013年7月10日， Denise Cote法官维持之前原判。

面临8.4亿美元罚款的苹果提出上诉。正如苹果和出版商认为的，判决忽 视了案件的背景：亚马逊在电子书市场已经形成垄断，定价如此之低无异于掠夺性定价——将潜在竞争者挡在了门外。苹果加入竞争后，亚马逊的电子书市场份额随 之下降，跌至65%，其余主要被苹果和生产Nook阅读器的巴诺瓜分。换言之，在联邦政府介入之前，代理模式促进了电子书市场的竞争。但是，法庭的判决反 映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所共有的一种法律思潮，就像上世纪70年代一样，站在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待垄断：只要能降低价格，哪怕因此牺牲了竞争 也在所不惜。新美国基金会市场政策专家Barry Lynn说：“这是大规模整合浪潮的主要原因之一。”Judge Cote对亚马逊不吝溢美之词，在判决中，她写道：“如果苹果认为亚马逊涉及非法、寡头式的行为，而它通过与大型出版商的联合将有助于削弱市场寡头的影响 力、促进竞争，那就大错特错了。”

于这家自称“地球上最为用户至上的公司”（Earth’s most customer-centric company）来说，这简直是甜言蜜语。即使是判决中最苛刻的批评，也只是勉强承认使用了亚马逊后，前所未有的选择权、低廉的价格、快捷的服务让人难以 抗拒。当贝佐斯谈及如何服务用户时，简直像是在阐述生活理念。“消费者几乎是神圣的，为了消费者可以做任何牺牲。”

“贝 佐斯想发明一种预测公众需求的机器”。亚马逊前娱乐编辑Tim Appelo说。“他就像那个聪明绝顶，只想着逗人开心的什穆（Shmoo）”，什穆是Al Capp笔下的一个卡通人物，兴高采烈地为人们提供各种所需：牛奶、鸡蛋、黄油，甚者献出自己美味的身体。亚马逊的“一键下单”（1-Click shopping）专利只需知道用户的地址和信用卡信息，一键就能完成购买，交易就像挠痒一样在瞬间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这是一种手淫文化”（a masturbatory culture），销售主管说。如果你每年付79美元成为亚马逊会员，下单后两天之内就能收到货，运费全免。亚马逊的下一个目标是：当天送达：先在几个美 国城市试点，然后推向全国，全世界。去年12月，亚马逊申请了预期递送专利，根据用户的购买记录。在其还未下单之前，就将货物运送到用户附近的仓库和运输 车。

直到最近，就连税收问题都已经不在话下了。多年以来，亚马逊一直在和它未建仓库(甚至建了仓 库)的各州的销售税做激烈斗争。加利福利亚等州的零售商们一直抱怨亚马逊享受不平等优待，在此压力下，各州通过了网络销售税法案。亚马逊的配送中心遍布全 国，支持全国性的网络销售税法，因为小型网上商店要想干预每一个州的税收政策几乎不可能。

在亚马逊 上，购物过程中的所有不快和等待都不复存在——寻找停车位、冷冰冰的大楼职员、售罄的商品、结账时排你前面磨磨蹭蹭的人。你也无需估算着手绑夹板的收银员 一小时能算完几笔账。互联网的隐身性使亚马逊免受沃尔玛那种人工超市所受的批评。在网上购物时，哪怕最细心的消费者都会忘掉其他参与者的存在。

亚 马逊雇佣、分包了数千名仓库工人，数量随季节变动。它通常把配送中心建在高失业率、低工资的地方。这些工人把配送中心分拣、装箱、配送书籍狗粮刮胡刀的工 作形容为卓别林《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异化工厂在高科技时代的翻版。工人手中的计算设备永远在计时、计距，他们每一班要在百万平米的仓库内行走11公里，在33秒之内处理订单。 看了BBC卧底记者的连续报道后，一位压力专家说：“证据表明这些工人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的发病率很高。”亚马逊回应称仓库工作和其他行业的工作没什么两 样。

去年9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被拖欠工资的仓库工人向亚马逊提起了集体诉讼：每次换班去吃午餐 前，艾伦镇（Allentown）配送中心的工人必须排队穿过金属探测仪，接受全身财物大检查，每次耗时一二十分钟。防贼是亚马逊仓库的一项重要工作—— 毫无疑问，这是亚马逊的不管不顾和低薪员工高流失率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怕消费者受到影 响，亚马逊的美国雇员都没有加入公会。一位高层告诉《时代》杂志亚马逊将公会视为妨碍它改善用户体验的“绊脚石”。2011年，艾伦城的《早新闻》 （Morning Call）的系列调查称在热潮袭来时，亚马逊的仓库外面停了多辆救护车，随时准备将中暑的工人送去抢救。随后，亚马逊安装了空调，虽然从表面上看与销售业 务的扩张恰在同时。不管怎样，亚马逊的仓库正在逐渐被机器人占领。最近，在Charlie Rose秀上，贝索斯抛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5年之内，货物配送将由小型无人机完成。亚马逊将会把购物过程中人性的因素抹除干净，最终只剩下你孤身一人。

持 续创新与低薪劳工并驾齐驱的亚马逊是新经济企业的一个成功缩影。它以最快的速度招人——去年就招聘了3万多名员工。但是它招牌式的“破坏性创新”却消灭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美国最近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实体超市每创造1000万营业额需要47名雇员，而亚马逊只需要14个。

在 图书业，曾经有很多人受雇于独立书店。20年前，美国有4000家独立书店，很多都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文化中心。如今，独立书店剩下了不到2000家——由 于巴诺书店近年来自身难保，独立书店又迎来了微弱的反弹。雨天书店的Vivien Jennings已经入行38年了，“我们和其他独立书店一样，了解我们的读者。”她说。“与推荐引擎相比，我们更知道他们想读什么。”

亚马逊胜诉之后，一些出版业人士纷纷猜测它与司法部串通一气，甚至全程操控。他们注意到克林顿政府的一位司法副部长Jamie Gorelick和司法部长Eric Holder的一位朋友，都在亚马逊董事会任职。就在Cote法官宣判3周之后，奥巴马出现在亚马逊查特怒加市（Chattanooga）的一个仓库—— 那里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11美元——称赞其创造了工作岗位。去年11月，财政拮据的美国邮政局宣布与亚马逊展开合作，每周日为亚马逊——只为亚马逊 ——运送包裹，费用低于公务邮件。事情开始渐渐明朗。在一些出版业人士看来，奥巴马亲近亚马逊意味着对他们的背叛。一名出版经纪人说：“身为一名作者，而 且第一桶金来自于写书的奥巴马，站在想把出版商赶尽杀绝的垄断者一边，让人难以理解。”

Kindle问世之后，亚马逊与出版商公开撕破了脸面。这场战争不仅是商业与科技变革的对决，更是东西海岸两种文化的较量，是对何为科技“破坏性”一种理念上的分歧。

“出 版业总是在描述这个堕落的时代。”一家大型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告诉我。“过去总是比现在好。而科技圈的人都向往着未来，扫除一切障碍，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们 整天想的就是‘让我们用创新革了谁的命吧。比方说一个老妇人——只有她尖叫救命才算我们创新成功了。’他们才不会动脑子想呢。”

就 像大多数出版从业者一样，这位资深编辑很少直接和亚马逊打交道。但是2010年秋，当Kindle副总裁Russ Grandinetti拜访纽约大型出版社时，他也参加了会议。像贝佐斯一样，Russ Grandinetti毕业于普林斯顿，在华尔街工作。他1998年加入亚马逊任会计，在接手Kindle业务之前任职于服装部门，一名亚马逊同事称他是 “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很多出版人却视他如恶棍。一位与他相识的出版经纪人说“当你和Russ在一起时，你能感觉到他把出版社都当作傻子。”

会上，Grandinetti 展示了几张隐藏了数字的柱状图表，鼓动大家加快投身数字出版和网络销售的步伐。“他投入地演示着，‘这是商业机密，不能给你们看，但是凡是对我们有利的都对你们有好处——照我们说的办就对了。’”这位高级编辑说。

到了问答环节，一名编辑举手提问。“我留意到你们推出了Kindle Singles项目”——虚构和非虚构的数字作品，售价几美元，比杂志文章长，比一本书篇幅短。“你们是与哪家出版社合作？”

“所有出版社。”Grandinetti答道。

“所有出版社都会参与Kindle Singles项目？”

“不，亚马逊就是出版社。”

这位高级编辑感到隐隐不安，因为Grandinetti甚至对这么一条新闻都遮遮掩掩，这是对听众的蔑视。“这种老谋深算的伎俩可不是出版从业者的做派。”他说。

当 我和Grandinetti说起时，他对剧变当前的出版社表示了同情。“人们转向数字阅读、网上购书，这是出版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转变规模空前， 而亚马逊恰好冲锋在前，恐惧使人们把矛头对准了我们。”贝佐斯也说过亚马逊不过是引领了这次“不可避免的变革”。在《60分钟》上稍微透露了无人机送货项 目后，贝佐斯告诉Charlie Rose：“不是亚马逊要从图书销售开刀，而是未来从这里发生。”

在 Grandinetti看来，Kindle帮助出版业有序地从“混合出版”转向了数字出版，其他任何媒介可能都做不到这一点。看看那些音乐、电影、媒体从 业者吧，只有作者们活得还不错。由稀缺性支撑的纸书出版业——少数出版社、编辑决定哪部书稿值得出版、少数书店决定上架什么书——让位于丰饶的数字世界。 Grandinetti告诉我，在新形势下，出版商的任务就是“搞宣传”（to build a megaphone）。

Kindle 问世后，亚马逊成立了出版部门( Amazon Publishing)，如今已成为数字出版市场的盈利大户：除了Kindle Singles，它还销售悬疑、惊悚、浪漫小说和宗教书籍，翻译作品和再版书也在销售之列，它还搭建了一个自助同人作品平台。加入亚马逊自出版平台的作家 能拿70%的版税——这使得精装书15%的版税相形见绌。贝佐斯高度评价平台上的成功者，比如Theresa Ragan，她的惊悚、浪漫小说已经被下载数十万次。但是一项调查发现：自出版平台上有一半的作者年收入不足500美元。

Grandinetti 说：因为弹指之间就能得到数量前所未有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他警告出版商：要想留住读者，必须降低电子书 的价格，否则消费者就会扭头去平板上玩愤怒的小鸟。他告诉我GoodReads(已被亚马逊收入囊中)这样的网上读者社区令人欣喜：“突然之间，我们不用 再听报纸上一小撮书评人的意见了。”(专业书评人正在和图书管理员、书店老板一起慢慢消失)。听了Grandinettt一番话，我甚至觉得在这场变革 中，亚马逊是一个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帮助作者们欢欢喜喜地获取更多读者，抵御网络游戏的入侵——就像一个为读书人服务的活雷锋。

亚 马逊确实帮助成千上万在传统出版社碰壁的作者发表了作品。 Kindle Singles编辑David Blum谈到了记者Oliver Broudy的一篇关于他与一名“甘地纪念品收藏家”（Gandhi memorabilia）一次旅行的2.8万字回忆录。这篇文章遭到多家杂志的拒绝，但是Blum没有。如今，它已经卖出去了4.5万份。在不到三年时间 里，Kindle Singles上涌现出了500多部作品——每三四周就有一部，即使是Blum这样的资深编辑能做到的也只是匆匆一阅，然后发表。

这种扫除一切中间人的商业模式就是“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把关人”——贝佐斯口中那些挡住消费者去路的专家——的消失。在 亚马逊的宣传中，这是一种平民主义，一种对精英机构的颠覆，一种生产方式的民主化——一种西海岸科技公司共有的想法。亚马逊高层称书是“锈迹斑斑的媒介” (Rust Belt media)，把出版业比作70年代的钢铁业。“即使是善意的把关人也会阻碍创新。”贝佐斯在2011年致股东的信中说。“在自助平台上，匪夷所思的想法 也能得到实验的机会，因为没有说‘这行不通’的把关人。”话虽如此，贝佐斯在出版小说《陷阱》（Traps）时，还是选择了克诺夫出版社（Knopf）。

2011年5月，亚马逊宣布资深畅销书出版商、时代华纳前图书集团前首席执行官Laurence Kirshbaum将领导亚马逊在纽约的出版部门。John Sargent给广受出版业尊敬的Kirshbaum写了一封邮件：“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第二天，他们在贾维茨中心的书展上碰面了。Kirshbaum说：“John，很感谢你为我的成功而开心。”

“Larry，还是让我说清楚吧，我希望你以失败收场。”Sargent说。

已 经出版了大量悬疑小说和其他类型作品的亚马逊出版部门，希望Kirshbaum吸引一些著名作家，推出一些畅销书。但是顶级作者却对他们的“把关人”表现 出了惊人的忠诚。亚马逊不得不斥巨资打造两个效果可疑的项目：100万美元签下自我激励大师Timothy Ferriss的《四小时成为大厨》（The 4-Hour Chef），80万美元拿下《拉维恩和雪莉》（Laverne & Shirley）女星Penny Marshall的回忆录《我的疯妈妈》（My Mother Was Nuts）。论精装本销量， Ferriss的书远不及前两本自助书，而Marshall的回忆录只卖出了17000本。几乎所有亚马逊出版的书都表现不佳，James Franco的小说《匿名演员》（Actors Anonymous）卖出了不到5000本。去年，亚马逊的出版业务有价无市，多名编辑离职。上个月，Kirshbaum由于未能完成亚马逊定下的任务而 辞职。继任者Daphne Durham是亚马逊的老员工，将会留在西雅图。“亚马逊的出版业务开局不错。”Grandinetti这么对我说时面不改色。

这 次失败的实际原因是：精装本由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社负责印刷、发行，版权页上印着“新收获”（New Harvest）的名字，书背上也没有亚马逊的名字。但书店可不是傻子，巴诺和几乎所有独立书店都拒绝进货——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呢？——所有的作品都没有 风靡到让书店网开一面。

而且，太过急于在纽约出版商面前耀武扬威，亚马逊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出版需要许多特定条件，”纽约一家出版社的老总幸灾乐祸地说。“你必须要碰运气，有判断力和识别力。在亚马逊那里看不到这些东西。贝佐斯连尿布和珠宝都卖——我们只做书。”

一位Kindle部门前员工称他的同事很少有人对图书感兴趣。“你永远也听不到人们问‘嘿，在看什么书？’每个人都是工程师思维，不知道如何同小说家打交道。”亚马逊整体增长迅猛，但出版业务却迟迟不见起色。

“图书出版是非常人性化的业务，亚马逊却由算法和规模驱动。”Sargent告诉我。当一家出版社力推一本新书时，“两百多人劲往一处使，四处推销，把书递到读者手中，和人们谈论它。这么多人同时推广一本书，能量不容小觑，这就是出版业的神奇之处，这一点亚马逊很难学会，因为他们有几十万本书。”

亚 马逊进入出版业引发了认识上的尴尬分歧——它给了少数出版人逃离“沉船”的机会，在其他人眼中却是害了他们。关注亚马逊内部编辑何去何从的出版经纪人说： “在祖国沦陷之后，要想找工作就得与侵略者合作。”第三本书出版无门的小说家Benjamin Anastas告诉一位朋友，他的第四本书，回忆录《好的难以置信》（Too Good to Be True）将由亚马逊出版。这位朋友恰好在哈考特出版社工作过。“尽管去吧。”她一脸沮丧地走开了。Anastas看出了她的言不由衷。“这和在企鹅兰登 出版有什么区别呢？”他说。“它们都是彻底改变出版业的大集团。对于一名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走进这样的大公司，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推销作品更令人难堪的 呢？就好比一个鲸油推销员闯进了石油俱乐部（Petroleum Club）。”而且，由于在大多数书店都看不到自己的新书，他感觉自己销声匿迹了。他说以后再在亚马逊出书之前要三思而行。

知 识产权律师Jon Fine曾任克诺夫出版社法律顾问，2005年进入亚马逊。2008年起，他成为了亚马逊“作者和出版社关系部”主任——“试着让出版社对亚马逊产生好 感。”2009年3月，Slate批评亚马逊的慈善事业吝啬成性，尤其是对于西雅图的艺术圈，还不如某些卖柠檬水的小摊贩出手大方。Fine到处传阅这篇 文章，第二天，他收到了一份文章复印件，上面有贝佐斯亲笔写的“搞定它”，还附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亚马逊否定了此事)。

每 年，Jon Fine都要向几十家告穷的文化机构每家捐赠2.5万美元，受益者包括世界笔会美国分部（PEN American Center）、Loft文学中心（Loft Literary Center）、《诗人与作家》（Poets & Writers）杂志等。“对亚马逊来说，这是必要的商业成本，就好比银行的刑事处罚金。”一位艺术品经理说，意思是这笔钱堵住了批评家的嘴。就像收了华 尔街竞选捐款的民主党一样，非盈利组织对捐赠秘而不宣。最佳图书翻译奖（Best Translated Book Award）收了亚马逊的钱之后，当年的得主，梅尔维尔出版社（Melville House）的Dennis Johnson宣布不再参选。“美国的每一个译者都写信骂我是狗娘养的。”Johnson说。几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私下告诉他，“我也想公开指责亚马逊， 但也想从他们那里拿到40000美元。”一年之后，在作家项目会议（Associated Writing Programs conference）上，Fine握着 Johnson的手说“我只是想谢谢你——那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宣传。”(Fine对此事予以否认。)

严 肃作品出版业的状况如此之糟糕，以至于稍有脑子的人都叛逃去了亚马逊。Robert Stone的小说《日出之旗》（A Flag for Sunrise）中有一句话，“一只受惊的老鼠投入了猫的怀抱（a mouse so frightened it went to the cat for love）”。只要能活着，老鼠就对猫无限感激。“我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加入亚马逊的一位编辑说。“简直不敢相信——我坚持了下来，我管不着别人怎么 想，我不觉着自己有什么错。”

通过出版自己的原创作品，亚马逊卖出了更多的设备，吸引了更多的会员——它的利润之源。在研发Kindle同时，亚马逊开始着手数字音乐和流媒体商店。在启动出版业务的同时，亚马逊还推出了电影制作网站(Amazon Studios)。

Amazon Studios试图利用它在数据搜集方面的优势来制作电视剧集。亚马逊邀请作者在网站上提交剧本——正如数字媒体和音乐副总裁Bill Carr所说“这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的开放平台。”亚马逊要从5000部剧本中挑选出14部投拍。去年春季，亚马逊把试播集放到网上供消费者品评，搜集调查 问卷(请为这部剧在以下方面的表现打分：幽默感、人物……)，有超过100万观众收看。亚马逊工程师还发明了被称为“亚马逊故事机(Amazon Storyteller)”的软件，帮助剧作家把剧本转换成故事板，在开拍之前就能看到剧本的视觉呈现。 Carr说，困难在于“如何从消费者那里得到正确的反馈，正确的数据，如何才能搜集到足够多的数据，明确地告诉我们‘就是这部了’。”

就像出版业剧情的重演，Amazon Studios志在将电影业的“把关人”——好莱坞代理人和电影公司老板——扫地出门。“我们让数据来决定消费者看什么”，Carr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不需要少数人决定消费者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

乔布斯曾经说过：消费者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非苹果卖给他。亚马逊的观点正好相反，也助力它成为世界最大的网上商店。但是分析调查问卷，在数据中寻找规律来决定消费者的喜好，无法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连 载漫画《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的作者Garry Trudeau从朋友Jonathan Alter那里听说亚马逊对他写的喜剧《阿尔法屋》（Alpha House）感兴趣——关于国会山上同居一室的四个共和党议员的故事。他将信将疑：“亚马逊是个电影公司吗？”当朋友描述完亚马逊的创作方法 后，Trudeau由疑惑变成了恐惧。“和几千个项目一块竞争没什么前途，挂在亚马逊会员网站上吸引点击，没有一点吸引力。与通常情况下被电影公司高层私 下枪毙相比，这无异于公开的羞辱。”

即便如此，Trudeau还是与亚马逊开始了合作，朋友 Jonathan Alter任执行制片人。“对我来说，能有机会赶赶数字时代的时髦也挺不错。”毕竟，Alter的老东家《新闻周刊》最后只卖了1美元。去年4 月，John Goodman主演的《阿尔法屋》试播集在亚马逊上线后，吸引了4000条观众评论。 Trudeau没去管它们，“这会让我心神不宁，只去看了看收视率，我想这正是亚马逊所追求的。”收视率令人振奋，5月，亚马逊工作室委托Trudeau 写作10集《阿尔法屋》的剧本。

“如今，我当然要全力以赴了。”Trudeau笑着喊道，“民主万岁！”

2013 年11月11日，《阿尔法屋》在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举行了盛大首映礼，黑衣女招待用Kindle来登记来客名单。贝佐斯和双亲一起出席，坐在Trudeau旁边。《阿尔法屋》在亚马逊会员视频网站 (Amazon Prime streaming video)上很受欢迎，但是收获的赞誉和关注度却不如Netflix的《纸牌屋》。亚马逊的第二部原创剧集《内测》（Betas）讲述了一款社交软件的 四名创始人的故事，一炮而红。更多的剧集正在筹备之中。

重点全都在“众包”这两个 字，Trudeau说，亚马逊的剧集几乎全部由专业人士制作。“他们的创作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你当然可以说这阻碍了艺术实验，阻碍了创新，因为观众 们告诉了你他们想看什么。”但是 Trudeau选择性地无视了《阿尔法屋》的数据——亚马逊连他都保密。

去年8月，亚马逊从格雷厄姆家族（Graham family）手中以2.5亿美元买下《华盛顿邮报》。这项交易不涉及亚马逊，贝佐斯的这项决定似乎与公司无关，也不追求盈利。“收购邮报与亚马逊核心业 务相背离。”任职于出售前的邮报董事会的媒体大亨Barry Diller说。“不管如何经营邮报，它首先是一份纸质出版物，但亚马逊在内容上的野心完全不在新闻信息上面。”

除 非跟业务相关，贝佐斯对政治似乎也提不起兴趣。作为一名温和的自由派，贝佐斯捐款反对华盛顿州的“百万富翁税法”，支持同性婚姻。贝佐斯的前副手Shel Kaphan还能回忆起他念叨杰弗森关于“政府越小越好”的名言，不过他担心贝佐斯会用其“不择手段”（take no prisoners）的实用主义来改造邮报：亚马逊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多份合同，他还想在多项政策上施加影响，比如销售税。这会与邮报产生利益冲突。”一位 曾与贝佐斯并肩战斗过的员工警告说：“在亚马逊，内容人员和销售人员几乎没有分工。”

买下邮报或许 只是一位公民的善心大发。贝佐斯有一个家族基金，但是个人很少涉及慈善业务。2010年，Charlie Rose曾问他如何看待比尔盖茨等百万富翁们捐赠大部分家当做慈善这件事。贝佐斯没正面回答，而是发表了一通市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议论，不知怎么的，最 后转到了推销Kindle上来。

贝佐斯买下《华盛顿邮报》与投资商业太空旅行出于相同的原因：智力 挑战。对于邮报，挑战在于如何拯救一家夕阳产业的亏损企业，为报业探索一条脱困之路。贝佐斯去年9月访问邮报时，说的都是几百名员工想听的话：首要的客户 是读者而不是广告主，新闻驱动而非商业利益驱动，削减新闻预算无异于自杀。他提到了最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博客写手 Max Fisher写的《关于叙利亚你不好意思问的9个问题》（9 Questions About Syria You Were Too Embarrassed to Ask）。他不停地提到“捆绑”（bundle）这个词，认为读者应该订阅整份报纸而非在网上搜索零散的文章。“我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起飞之前提供跑道。” 贝佐斯说。

1月13号，贝佐斯再次到邮报考察。除了少数高级编辑和高层领导，这次行程严格保密。贝 佐斯正在把亚马逊的“保密”文化带到这份以开放著称的报纸。在亚马逊西雅图总部，Kindle部门在51号区域，所有与这项产品无关的人员都被隔离在外。 多年前，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名新员工来参加新员工欢迎会，另一名新员工就纳闷她在这里是否适合。“我观察了几个星期，她比我适应的快多了。”贝佐斯 对媒体监督如此深恶痛绝，一定会给邮报人员带来麻烦，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揭露权力机构试图掩盖的事实。

在 1月的考察中，贝佐斯谈到了《华盛顿邮报》平板电脑版本的设计。他还叫来了Henry Blodget。Henry Blodget原是邮报证券分析师，2003年被指控民事欺诈，禁止在本行从业，2007年成为Business Insider的CEO，亚马逊是主要投资人之一。Blodget对邮报高管们讲到了网络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在《时代》最近一次的访谈 中，Blodget说：“数字新闻和纸媒、电视的区别，就像纸媒和电视的区别一样大。”

贝佐斯访问 两周之后，邮报主编Martin Baron宣布，2014年将拨款重新设计网站，投入更多资金在政治报道、周刊和数字内容。但是这无法阻止Ezra Klein, Max Fisher和其他优秀博主纷纷投奔 Vox Media。对于留下来的员工，贝佐斯的收购恰恰反映了他们的绝望处境。分析人士指出，贝佐斯必须知道如何重振报纸业务，因为这个数字巨头很可能会糟蹋掉 它。“硅谷人往往都趾高气傲，”一位前资深编辑说道，“但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不管愿不愿意，出版社们对亚马逊的依赖与日俱增。一家大型出版社三分之一的销售收入来自于亚马逊，还在以5%的速度增长。与此相比，独立书店的 销售占比不足10%。纽约的一名编辑称，在尚存的3万家实体书店中，就算出版社不拖欠货款，也只有三分之一能盈利。前兰登书屋和哈珀科林斯出版社高管 Jane Friedman目前正在经营一家名为“开放之路”的整合传媒公司（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他告诉我：“如果没有亚马逊，出版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见过Grandinetti的那位高级编辑说：“亚马逊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我们希 望它好好的。我也曾一度担心如果它是个泡沫怎么办？如果资本市场突然说‘我们需要你盈利’怎么办？即使你父亲殴打你，你也不希望他丢掉工作。”

出版社不像是受虐待的少年，倒像个靠恶棍叔叔的资助生活，没有财务自由的成年人。这滋生出某种扭曲的信念。“私底下，我们没少说亚马逊的坏话。”市场总监说。“然而，我们还是要学着如何与他们共事。”

六 大出版社最近剩下了五家，因为兰登书屋和企鹅出版社合并，成立了史上最大的出版社，在亚马逊面前也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几十年来，新闻集团这样的媒体 集团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Rivergroup这样的控股公司为了偿还债务，都曾经对旗下的出版社进行过兼并重组。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才有可能诞生企鹅 兰登这样的出版巨头，这就像独立书店的纷纷倒闭才成就了今天的亚马逊。企鹅兰登和巴诺都不是亚马逊的对手，“就好像你变成了敌人的样子，再想要扮演成创作 者们的代言人，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最近，电子书已经稳占图书销售的30%。无论出版社利润短期内如何波动，长期看前景黯淡。部分原因是美国人的阅读量下降了——在电子设备上他们有更多事要做——也因为亚马逊冷酷无情地压低图书价格。电子书市场充斥着未经编辑的作品，大部分是垃圾。读者们已经习惯了认为一本书的价值和三明治相当。亚马逊成功地让这样的想法深入人心——书的价值微不足道。

对 此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亚马逊认为，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作家成了企业家，作品售价降低了，但销量上去了，版税收入也水涨船 高。开放之路的Jane Friedman并不为亚马逊颠覆出版业旧模式而忧心忡忡。“他们在实现着美国梦——竞争是好的。”与此同时，出版社也提高了给作家的预付款。在他看来， 低价销售电子书能够普及阅读。“身为一名作家，你是想让书高价卖给少数人，还是便宜地卖给尽可能多的人呢？”

答 案不言而喻，但是还有一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许多编辑、代理人、作者告诉我严肃文学和非虚构作品的收入近来大幅下降，常销书——销量平稳但是品质足以使之 长期销售的书——的预付款下降了四分之一。这些书尤其能吸引编辑和营销人员的注意，吸引到资深人士不计微薄报酬为它出版。没有了足够的预付款，很多作者将 不再承担长期、艰巨、有风险的项目了。这些人必须得抽出大量精力来自己吆喝。“写作之所以被外包，因为写书的人——学者、富人、名流都不再靠写书挣钱 了。”出版业老手Colin Robinson说。“那些真正的天才，那些有写作天赋的作家——实在是承担不起写作的成本了。”

出 版社依然会为重磅作品的版权争得头破血流，开出七位数的高价，尽管最后常会沦为笑柄。在资源稀缺的出版业，对利润的追求让资金都流向了少数重点书。书评人 和渊博书商的逐渐消失也推波助澜，他们的热心本来可以打捞一批堙没无闻的书。一些专家认为，当读者被选择所淹没时，他们倾向于买一些知名作品。

这些趋势最终会导致出版经纪人所说的“马太效应”（the rich getting richer, the poor getting poorer）。少数作品在金字塔顶端，大量无名作品垫底，中间阶层被掏空：亚马逊时代的图书业映射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经济现实。

2009 年，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混迹多年后， Robinson成为Scribner出版社裁员运动的牺牲品。他成立了一家新公司，OR图书（OR Books），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商业模式。调查研究后，Robinson发现一本书定价的50%——60%都被亚马逊或其他书店拿去了，80年代他刚入行 时，这个数字只有30%到40%。中小型出版社的销售、仓储成本占到了10%——15%。编辑团队、生产成本、出版、版税等加起来不到25%，剩下的才是 利润(如果还能剩下的话)。一些特殊种类的虚构、非虚构作品能够把作者、经纪人、编辑、设计师、营销人员、书评家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条产业链。贝佐斯进入 出版业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钱都赚走，拿到读者的个人信息。整个产业链需要很多人去维护，贝佐斯只是从中横插一脚，一个人吃独食。

OR图书公司没有通过亚马逊，而是与明尼苏达州和英国的出版社合作，把书直接卖给读者。他给出版社的分成是15%，余下的都归自己。“四年之后我们实现了盈利。”Robinson告诉我，“这种模式是可行的。”

对 于五大出版商来说，与亚马逊彻底决裂，把亚马逊的读者吸引到线下，这样的实验显得不太现实。为了生存，他们在试着拓宽销售渠道，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但是 Andrew Wylie 认为企鹅兰登这样的巨型出版集团应该做这样的尝试。“如果他们敢于尝试，可能会拯救整个行业于水火，他们已经损失了30%的销售额。如果能够直接面向消费 者，他们不仅能够挽回损失，还能多创造30%的销售额。”出版社们一直把自己想象成宝洁那样的大公司。但是谁说出版一定是一门大生意呢？出版只是一门小生 意，一门卖书给一群少数读书人的生意。

目前，出版业者沉迷于对人们阅读方式的讨论——是用 Kindle、iPad还是纸质书。这种讨论虽然重要，但流于表面，使人们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文化正在被少数极有权力的公司控制。贝佐斯是对 的：在很大程度上，把关人是一群自鸣得意、目光短浅的精英，他们已经风光不再。但是把关人也是对抗“思想商业化”的一股力量，使当代的天才能自由发展，使 思想能够百花齐放。当最后一个把关人消失之后，亚马逊还会在乎书的死活吗？

 

新加坡科技业获风投超日韩 欲造东南亚硅谷 转

新加坡科技业获风投超日韩 欲造东南亚硅谷

2014.02.27 09:56 腾讯科技 思睿 

[导读]新加坡科技产业所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香港。

新加坡的本土应用越来越受到海外投资者的关注

腾讯科技 思睿 2月27日编译
新加坡试图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初创企业孵化中心，目前该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将自己打造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硅谷。
上周，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网站Facebook斥资190亿美元收购了即时通讯信息服务商WhatsApp。新加坡政府决策者和该国科技企业家因此 收到了极大鼓舞，并认为有朝一日定会有一家全球科技巨头空降新加坡收购该国本土的初创企业。去年，新加坡科技产业所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已经分别超过了日 本、韩国和中国的香港。
本土产品受海外投资者关注
新加坡只有约540万人口，城市类型和布局与硅谷差距很远。新加坡从未打造出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也没有诞生过微信这样拥有2.72亿月活跃用户的服务。在包括生物科技、媒体和娱乐在内的多个产业里，新加坡的创新成果也是喜忧参半。
然而，投资者却认为，新加坡的科技生态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一些分析师指出，新加坡年轻人缺乏创业精神和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否到位是投资者最为担忧的两大问题。
新加坡政府曾经承诺拨款160亿新加坡元用于科学研究和开发。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在最近几年里向处于起步阶段的初创企业投资约1亿新加 坡元（约合7,900万美元），并借此为本土企业的科技和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很多美国知名的风投机构都开始纷纷标准了新加坡市场，比如 Andreessen Horowitz就已经向多家新加坡企业进行了投资，其中就包括新加坡视频网站公司Viki。去年9月，日本电商巨头乐天株式会社（Rakuten）花费 2亿美元收购了Viki。
新加坡国内另一家吸引投资者兴趣的科技公司则是在线杂货零售商Redmart。Redmart创立于2011年，并曾经从包括Facebook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在内的多位投资者手中成功融资1000多万美元。
位于新加坡市中心西部一栋名为Block 71的经过翻新后的七层大楼成为该国初创公司聚集的热区。最近一个周五晚上，数十位科技创业者聚集在那里一边喝着啤酒、吃着奶酪和杏仁，一边讨论他们各自的创业公司。
现年47岁的休•梅森（Hugh Mason）是一位英国的企业家。他指出，目前这栋大楼里大约有100家初创公司，管理的投资资金超过10亿美元。2010年，梅森和他的朋友黄铭荣 （Meng Weng Wong）联合创立了新加坡的孵化器公司Joyful Frog Digital Incubator（JFDI）。黄铭荣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当时38岁，也是新加坡反垃圾邮件的率先倡导者。JFDI经常在位于Block 71的公司总部召开讨论会。
吸引科技投资数额飙升
去年，风投机构通过各类基金向新加坡科技企业投资的总额达到17.1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香港的《亚洲创业投资期刊》（Asian Venture Capital Journal ）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投资总额虽然低于同期中国科技企业获得的34.6亿美元，但却均高于日本、韩国和香港。然而，去年仅仅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和美国国家风险资本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两家就在美国为软件公司设立了高达110亿美元的风险基金。不过，去年新加坡科技公司所获得的基金资助数额在亚洲的占比已经飙升 至19%。2011年的这一比例仅为可怜的0.3%，总数额也不过2,730万美元。

亚洲主要科技市场近三年吸引风投资金趋势图

布拉德•坦普雷顿（Brad Templeton）曾经是硅谷互联网先驱，现在担任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咨询师。他指出，与过去几年相比，虽然新加坡的科技市场似乎更加活跃了，但“太多的政府干预并没有帮助初创企业群体的发展，反而是伤害到了它们”。
以色列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起了非常扎实的科技产业，而新加坡政府在政策上一直在模仿以色列的做法。由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在2010年所设立的“科技孵化项目”（Technology Incubation Scheme, TIS）目的就是为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在该项目中，新加坡政府和科技孵化公司联合对挑选出来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其 中，政府出资占比最高不超过85%，出资金额最高50万新加坡元。而科技孵化公司则承担剩余15%的出资金额，并为初创公司提供指导和办公地点。而且科技 孵化公司有权在三年后买断初创公司中的政府所持股份。目前，有15家科技孵化公司和100多家初创公司参与了该项目。
科技风投市场看涨
新加坡风投公司Red Dot Ventures董事长莱斯利•罗（Leslie Loh）表示：“以前，我一年可能只能投资两到三家初创公司。现在，我平均每个月就能投资一家。”
道格拉斯•阿布拉姆斯（Douglas Abrams）曾在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工作长达14年，并从2000年开始在新加坡科技风投产业摸爬滚打。他表示，当新加坡初创公司被收购或者公开发售股票 时，这些公司的市值一直在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阿布拉姆斯目前担任新加坡科技风投机构Expara的首席执行官，他注意到去年有约20家新加坡科技公司被收 购或公开售股，累计获得融资达4亿多新加坡元，而几年前的这一数字还仅为5,000万新加坡元。
现年38岁的美国人 拉兹米格•霍瓦吉米安（Razing Hovaghimian）当年是在斯坦福商学院的课堂上产生了创建视频网站Viki的想法。他表示，当初之所以选择新加坡作为Viki总部，部分原因是因为新加坡距离亚洲主要市场非常近。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执行副主席史蒂夫•莱昂纳多（Steve Leonard）注意到，新加坡能够为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严格的法律以及进入主要市场的便捷通道。
战略创新咨询机构Innosight驻新加坡的执行董事斯科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指出：“我们仍在耐心地等待新加坡市场上能够出现像Instagram或者WhatsApp这样炙手可热的科技创业公司。我们可能要为此 多等几年，但我认为这样的公司肯定会在新加坡出现。”

再论黑洞火墙与量子纠缠

2013-11-07 09:40 作者：苗千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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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墙量子黑洞物理

这次物理学界的大争论，与物理学史上的其他争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完全基于理论产生的悖论，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验的证据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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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

一场从2012年夏天开始的争论，到如今愈演愈烈。理论物理学家们还在为此思考，并且为之感到迷惑、为难或是激动。这群从事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职业的人思绪集中在宇宙中一个人类完全无法抵达的区域，在这里，理论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家们都遇到了大麻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争论与其说是使理论物理学家们取得了进步，倒不如说是让他们退回到了40年前的境地，现在这些理论物理学家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量子力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群理论物理学家争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黑洞这种宇宙中最奇异的天体上。在宇宙中一些死亡的恒星最终可能会由于自身重力的坍塌而形成黑洞，这是由广义相对论推导出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虽然爱因斯坦本人并不相信），虽然宇宙学家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的存在，人们却已经通过很多种间接的方式证明了黑洞是一种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天体，比如说在银河系的中心，就存在着一个超大型黑洞。当然，这并不是现在理论物理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黑洞对于理论物理学家们来说，有着另外一层更深远的意义，它是目前人类物理学的两大支柱：量子物理学和广义相对论交锋的场所。

量子力学主要描述的是在极小尺度下的物理规则，而广义相对论则通常是用来描述大尺度的宇宙空间的性质，可以说这两种理论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但矛盾在于，这两种理论在目前无法融合在一起。物理学家们通过广义相对论推导出了黑洞的存在，但是这种奇特的天体却具有显著的量子效应，也就是说，这两种理论都可以在黑洞的性质中得到体现，无怪它成为两种理论交锋的最新场所。

引发争论的源头还是那篇在2012年7月份，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两位理论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如今这四个人作为引发争论、发现这个悖论的创始者被称为AMPS）发表的论文预印本：《黑洞：互补性或是火墙？》（Black Holes：Complementarity or Firewalls）。这篇论文把量子物理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矛盾集中在了黑洞的边界——视界（Event Horizon）上，这让这场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的争论有了一点坐而论道的意味：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黑洞，或是真正在黑洞的边缘进行实验，但是这些全人类最优秀的头脑却在思考一对在黑洞的视界边缘、状态紧密的相关粒子，如果当其中之一进入了黑洞，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理论上，这种由广义相对论推导而出的天体遭遇到量子力学中最为奇特的一种现象：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矛盾也就由此产生。

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掩饰过他对于量子力学的不信任，他不认为量子力学的概率性表达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他对于量子力学中玄而又玄的量子纠缠现象尤其怀疑，称这种现象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ata Distance）。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无论相隔多少光年，它们之间的状态始终不受空间的影响，相互纠缠，这明显违背了相对论，但是令人不安的是，量子纠缠现象已经被各种实验证实，成为了量子力学最基础的概念之一。如今，在黑洞的边缘，这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似乎准备开始报复爱因斯坦，于是理论物理学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爱因斯坦错了吗？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是否还适用？

美国航空航天局于8月29日公布的超级黑洞示意图

在黑洞的边界，当一对处于纠缠态的粒子其中之一留在黑洞之外，而另外的一个粒子进入了黑洞的视界，会发生什么情况？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这个进入黑洞领域的粒子除了永远不能再逃出黑洞之外，不会有任何特殊的经历。根据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即使是一个人进入了黑洞，也不会有十分特殊的感受，只有在非常接近黑洞的中心时才会感受到强大的引力。但是如果把这一条简单的等效原理与早就被实验确认的量子纠缠现象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悖论：进入黑洞视界的粒子是否还能保持与黑洞之外的粒子的纠缠状态？

如果进入黑洞的粒子继续保持和黑洞外部粒子的纠缠状态，那么这将违反量子力学对于黑洞性质的判断——被黑洞吸收的信息将永远消失。根据量子力学的预测，在黑洞外部的粒子，需要与黑洞外部的另外一个粒子形成纠缠态，但是这很明显违背量子纠缠最基本的准则：一个粒子只能与另外一个粒子形成纠缠态，无法同时和其他两个粒子同时保持纠缠状态——那么，究竟应该与谁形成纠缠态？如果这两个原本纠缠的粒子在其中之一进入黑洞的视界时纠缠状态忽然发生改变，这又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黑洞火墙”悖论。有越来越多的理论物理学家认为，在黑洞的视界周围，存在着一个由“霍金蒸发”形成的火墙，这个能量巨大的火墙可以保证任何进入其中的粒子与外界的纠缠状态在瞬间被破坏掉，这个火墙也足以保证任何进入黑洞视界内部的人还没等到被黑洞的引力变成一根面条，在它的边界处就化为灰烬。

与量子力学一样，广义相对论也经历了将近100年的实践检验，没有广义相对论，就没有宇宙学的诞生，也不会有GPS定位系统。那么，在黑洞这个广义相对论最为极限的预测中，在这个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短兵相接的战场，现在理论物理学家究竟该放弃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论物理学家拉菲尔·布索（Raphael Bousso）认为，这简直就是“来自地狱的菜单”。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理论物理学家约瑟夫·玻尔钦斯基（Joseph Polchinski）则认为，这是因为人类还远没有认识到时空和引力的本质。那么，什么才是宇宙中最本质的东西？有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中最为本质的正是量子纠缠、时空以及引力效应，实际上都是量子纠缠状态的体现，因此才会产生出这样的悖论，这使得这个悖论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解决。

量子纠缠状态是否是宇宙中最根本的状态？显然还有更多的理论物理学家认为是这样，不仅是引力，有人认为就连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时间”概念实际上也是由量子纠缠状态衍生出来的。2013年10月17日，几位来自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物理学家在网上发表了他们的论文——《量子纠缠产生的时间：一个实验性的幻觉》（Time From Quantum Entanglement：An Experimental Illustration）。在论文中，作者认为，在一个“宇宙”中，正是由于时钟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了量子纠缠，才使得这个宇宙中的观测者产生了时间正在流逝的幻觉，而对于宇宙之外的“超观测者”来说，整个宇宙的状态实际上则是停滞的，并不存在时间的概念。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们创造了一个只有两个光子组成的“宇宙”，这两个处于纠缠态的光子其中之一为时钟，对于另外一个光子来说，时间正在运行，可是对于这个宇宙之外的“超观测者”来说，这两个光子的状态并不曾改变，时间并不存在。

这次物理学界的大争论，与物理学史上的其他争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完全基于理论产生的悖论，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验证据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这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恐怕是空前的，这也说明了人类对于自然界规则的认识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不能忽视的是，这个悖论产生的源头就在于爱因斯坦始终深深怀疑的量子纠缠现象，而争论的战场则是在爱因斯坦始终不相信的黑洞。此刻再想起爱因斯坦的评价，“鬼魅般的超距作用”，恐怕理论物理学家们会有更深的体会了。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开尔文勋爵在回顾物理学的主要成就时，认为当时的物理学大厦已经完成，只是在上空飘浮着“两朵乌云”。一语成谶，随后这两朵乌云引来的暴风骤雨摧毁了经典物理学，也催生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如今当这两朵乌云再次发生碰撞，产生的闪电让人们见到了那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鬼魅般的超距作用”——量子纠缠。人们不知道这次关于这个悖论的争论将会持续多久，又将对物理学，对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产生怎样的影响。

自主研发系统的骨感现实：能否经起“扒光”考验

2014年01月26日 08:40
来源：凤凰科技 作者：冷秋

文/冷秋
沉 寂多年后，“自主研发系统”这一唱调又热潮涌动般出现在公众视野：先是同洲电子宣布推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机操作系统960，主打安全牌；随 后上海联彤与中科院软件研究所联合推出同样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COS（China Operating System），同样拿安全性作为宣传点，而且号称已经拥有10万款应用。
同洲董事长袁明表示：“‘960’代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疆 土，960寓意为中国信息安全保驾护航。另外，‘960’三个数字还分别代表该系统9年研发、6大安全手段和0风险。”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所长李明树 在阐述COS意义时称： “此次发布的COS，意在打破国外在基础软件领域的垄断地位，引领并且开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操作系统。”
就从自主研发角度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厂商用户可以在苹果iOS、谷歌Android以及微软Windows Phone之外，有了其他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摆脱“别人搭台唱戏，我们敲锣打鼓”的尴尬境地。
质疑声四起
但 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欢腾庆祝，而是此起彼伏的质疑声，将960和COS淹没在“吐沫海”中。首先是“自主知识产权”可信度到底有几成？是否又是个“圈钱”的 伪命题？就连《纽约时报》报道COS时，“完全自主知识产品”的完全二字也是加了引号的。毕竟，当年臭名昭著的“汉芯”和“麒麟操作系统”打着自主旗号骗 取政府科研经费的丑事，仍令人心有余悸。
早前，上海交大博导陈进从摩托罗拉购入芯片，找人用砂纸抹去了芯片上的“Moto”标志，然后通过 上海一家公司，将打磨好的芯片打印上“汉芯一号”。这个项目居然被多个院士鉴定通过，并骗取了政府上亿元经费。而麒麟操作系统，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中软 公司、联想、浪潮集团和民族恒星公司合作研制，是863计划重大攻关科研项目，官方宣传其为“中国独立研发成功”和“拥有完全自主版权的内核”的操作系 统。但是，麒麟操作系统简化版与美国开放源代码的FreeBSD操作系统5.3版本相似度竟然在90%以上，换句话说，就是拿了别人的系统换了个名字自己 用。
其次，《华尔街日报》报道称，COS系统并非中科院与上海联彤的自主研发产品，HTC工程师“深度”参与了研发工作。而且在COS宣传 视频中，使用的产品和HTC机型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后者Logo罢了。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份，该报就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HTC针对中国市场开发信 操作系统，而且由该公司董事长王雪红亲自督导。
不过针对上述消息，上海联彤公司发言人给予否认，HTC公司则回应称：“公司一直都在专注于现有系统的研发，不对有关COS的任何猜测做评论。”
第 三便是COS官方所宣布的10万款应用。为何一个新系统才问世，就有10万款应用？让人不禁产生联想：COS是不是更改了UI的Android系统，毕 竟，在宣传视频中，COS的操控界面与Android相似度不小。谷歌应用市场2008年10月推出时，只有34款应用和9款游戏，2010年突破10万 大关，到2013年，数量已超过100万；至于苹果App Store，应用数量2010年就突破了30万。从43到10万，财大气粗的谷歌用了两年，而且其中离不开遍及全球的无数开发者的贡献，而COS才出生就 说有10万，凭什么？
如果能经得起考验，就不怕“扒光了”任凭公众拿着放大镜审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质疑声四起的时候，唯独缺少了 COS官方的声音。要证明自己清白，公众误解了，COS大可以请来业内权威专家进行评估和认证，或者提供操作系统下载，让大众体验，毕竟有句话说“高手在 民间”，相信到时候会有定论。而COS选择沉默，恰恰增加了外界的质疑。
系统易做，平台难养
假设960操作系统和COS是根红苗正的“自主研发”，那么两者的未来面对的道路也布满荆棘。
当 前，智能机市场双寡头格局非常明朗，即Android和iOS占据整个市场份额90%以上，Windows Phone也仅是凭借着微软的雄厚资金苦苦维持着4%份额，而昔日风光无限的塞班早已“命丧黄泉”，Palm和webOS也消失的无踪影，虽然黑莓还在挣 扎，但不到1%的份额基本属于“苟延残喘”。
事实上，智能机操作系统行业从不缺乏宠儿，但这行业背后充满杀气，稍不留神就会功亏一篑，投入 的巨资也打了水漂。三星一直想要摆脱对Android的依赖，投入人力物力开发Bada平台；诺基亚此前与英特尔联合研发MeeGo系统；火狐开发商 Mozilla推出了FireFox OS；但最终，Bada计划暂停，MeeGo系统流产，而FireFox OS到现在只是小打小闹。
不 管是老牌厂商，还是行业新晋，在Android和iOS面 前，都没有找到哪怕是活下去的机会，跟别说是挑战前两者地位。操作系统发展到今天，系统已不单单是运行在手机中的软件，而是包含整个平台的生态系统，需要 芯片厂商、终端厂商、开发者以及消费者等的大力支持，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更不是依靠“安全”和“自主”就可以获得市场肯定。
做个系统并不能难，依靠谷歌资金扶持的Mozilla都可以打造出FireFox OS，但做成平台生态系统却十分困难，三星的Bada，诺基亚的塞班都难逃消亡命运。
此 外，由于当前的平台生态区域完善，专利诉讼争斗热浪难消，新系统很难平稳顺利的发展。虽然Android是谷歌的，但甲骨文起诉前者系统涉嫌抄袭，而且厂 商生产的Android手机，需要向微软交付专利费用。这些错综盘杂的市场环境，令构建平台生态环境难上加难。毕竟，没有厂商愿意使用一款总是成为诉讼对 象的系统。
这时再看960系统，似乎只是同洲一个人自娱自乐的游戏，没有硬件厂商合作伙伴、没有开发者、没有应用，何以打造生态系统？至于 COS，虽然有了10万款应用，但应该是先有产品和消费者，才能吸引开发者，继而打造平台生态系统的流程，为何本末倒置？最终，960系统和COS能否经 受住市场考验，从单一系统养成平台生态系统，需要时间，需要硬件伙伴，需要开发者，需要用户，需要...需要的还很多，要走的路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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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燕窩等於是在自殺? (待议)

吃燕窩等於是在自殺

2013-11-02 百岁人家

不管誰再講燕窩有多好，當看完工廠的製作過程後，請告訴大家：「吃燕窩等於是在自殺？」
當燕窩採下來的時候，草燕和毛燕都很骯髒，而且惡臭比﹗﹗
根本不會有人想吃。現下就讓我們帶你去看看人們怎麼去把它們變成能吃的東西吧﹗﹗

工人們正把草燕、毛燕上較大的毛、草、泥清除

清除了雜粗毛、草后，再剪成小塊繼續清理

接著便浸炮以讓較小的雜質浮上來

再下來就是把它泡在漂白水裡幾個小時，直到全都變成白色了。。。 .

漂白水經過回應後，顏色變得污濁了。。。

漂白後，必須用熱騰騰的沸水加以清洗，直到完全洗去漂白水的味道。。。

接下來就要挑出一些無法漂白的部分

然後就是開始把它們加工成燕餅的時候了。
把燕碎弄成燕餅的模型後，再進行烘乾

經過一天一夜的烘乾後，終於把那些不堪入目的草、毛燕改造成這些燕餅

馬來西亞及印尼每年生產的毛燕和草燕至少有800 -2000 Kg . 一盞草燕/毛燕,只有很少量的可食用燕窩 (燕子口水 ), 但都是很骯髒了, 幾乎呈黑色. 是沒有人會買來吃的。難道就這樣浪費掉嗎？不，當然都有辦法處理成吸引人的產品。就是將它漂白。
一些供應商使用H2 O 2去除次等燕窩上的氣味. H2 O2是具有較強毒性的化學物質,且能致癌 .! 是嚴格禁止添加在食品裡的 .還有一些供應商使用SO2和 SO 3去除次品燕窩上的雜亂顏色和雜質, 達到漂白的目的 . SO 2和SO3 也是有毒化學物質 .如果過量攝入也會致癌.極少食物裡允許含少量的SO2 和SO 3( 不能超過百萬分之二).在日本所有的食物裡 SO2 和SO 3的含量都不允許超過百萬分之一 .

漂白後 =>

草燕和毛燕本身的營養已經不算高了, 再經過這些化學物的處理, 燕窩的營養已經完全被破壞了. 所以, 這些燕餅的營養成份可以說是比白木耳(銀耳) 還來得低了…你有吃過嗎?
漂白了的草燕及毛燕由於沒有了原來燕窩的盞形, 商家們便把它製成不同形狀的燕餅, 最常見的有: 葉子形狀的, 有條狀的及圓形餅的 . 當然有些更把它們另外加工, 染上黃色/紅色的顏料來當血燕/金絲燕售賣. 以欺騙貪小便宜的無知消費者 .
你認為會有人將好好的燕窩盞破壞了再製成不值錢的東西來售賣嗎?
別天真了!!告訴你, 即使許多老字號中藥行的頭家 , 都不知道自己賣的是什麼東西…更何況是消費者呢? 當然你可以問︰" 他們難道就不怕被消費者控告嗎？"當然不怕，因為他們只是代理，並不是生產家。所以不需承擔后果。
你還敢再吃燕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