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为亚细安的重要成员国，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影响力不在于国土面积的大小，也不在于其所谓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更不在于其特有的多国语言环境，而是本质上应归功于其成熟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公司制度，政府的运作制度，以及人事奖励制度等。正是在这些完善的制度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得到尽可能的协调和统一，个体对集体的贡献与其获得的回报，用我们常用的科研术语来说就是，绝对“正相关”。正是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自身的科技含量，把对公司的贡献最大化，同时个人报酬也自然而然地最大化。所有人都专注于此，于是就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了。正是由于名声远播，新加坡汇集了从世界各地而来各类英才。新加坡本地人口2009年统计近500万，其中本地居民仅370万，常住外国专业人员130多万。这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大师罗杰斯（美国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A-STAR首席顾问Sydney Brenner; 最有竞争力的诺奖候选人，人体抑癌基因P53的发现者Sir David Lane等顶尖大师和学者.”不拘一格”的人才引进计划进入良性循环之后，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国的眼里，就成了东南亚诸国非官方的科学和教育“区域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Hub）。从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孟加拉，老挝，伊朗，阿联酋，甚至更远的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等国慕名而来的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则更进一步推动新加坡的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新加坡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更是远远地走在东南亚各国的前列。新加坡有庞大的科研队伍和机构设置。对于生物科技来说，从体制上分有新加坡科研局系统，国立大学系统，南洋理工大学系统，教育部系统，中央医院系统，第三方系统和私人机构系统。除私人机构外，前面的几个系统都是公立的。以Biopolis为基地的新加坡科研局（A-STAR），下属两大类领域的研究，一是传统的以电子科技为基础的制造业（Science &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SERC)下辖8家研究院所或联合体），其二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生物医药应用研究（Bio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BMRC)，下辖13个研究院所或联合体）。科研局的研究所遍布全国，是设施最完善，人员素质最高，薪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系统。据不完全统计，A-STAR2010年下拨的科研经费为12.6亿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约合5人民币），2009年为10.4亿新元。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影响，A-STAR的科研经费仍是逐年增多。新加坡政府2010年拨付研发经费总额75亿新元，其中公共机构获得54亿新元，私立中小企业获得21亿新元以增加竞争力。高额的研发投资，也带动了一大批国际生物科技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研发机构和区域中心。世界制药企业三巨头都在新加坡设有工厂，很多著名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新加坡设有分公司或物流中心。例如Invitrogen在新加坡的新型供应中心，享受5年免税及优先提供土地等诸多优惠政策。Invitrogen也不负众望，2009年新加坡市场的销售额全面超过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新加坡政府的策略是通过财政大力增加研发支出，配合先进的管理制度，力争把新加坡打造成以高科技为主要增长点的“科技之国”。同时加大民营科技的孵化力度，培植相关私营生物科技公司，力争做到国退民进，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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